学生情商的培养也很重要
当今教育在对待智力上存在两个误区：教育对智力重视过度；教育在提升学生能力上所运用的手段有误。

因为学科的无与伦比的功效，学校对智力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其他素质的重视程度大大低于智力。

且因为在现当代，几乎在各个国家中，学校都成为教育中压倒一切的力量。

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对智力的重视达不到今天的程度。

这首先是因为，古代的学校规模较小，只是服务于士的培养和筛选，农工商（即社会多数成员）都是在学校外实践、操作、增长才干，相比学校，那里竞争的是全面的素质。

关于手段有误。

当代中国教育重教轻学。

虽然学校和教师明白提升能力是其要务，但是他们的主要手段，即讲授，在更大的程度上提升的是知识占有，而不是能力。

提升能力的主要途径是学，而不是教。

学与教，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情商》的作者戈尔曼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项调查。

对象是1981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州多所高中的81名告别演讲者或毕业典礼致辞者，这些学生当然是所在学校平均学分绩点最高的人。

他们在大学的表现依然很好。

学习成绩优秀。

但是到了将近30岁的时候，他们取得的成绩仅为中等水平。

在高中毕业十年之后，他们当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所在职业领域处于同龄人的最高水平，很多人表现并不是很好。

（戈尔曼，1995,40）
加德纳的讲述更令人震惊：
很多智商高达160的人在为智商只有100的人打工。

因为前者内省智能低下，而后者内省智能高超。

在日常世界中，没有哪一种智能比人际智能更加重要。

如
果你缺少人际智能，你就不知道该和谁结婚，该做什么工作。

我们要做学校里培
养孩子们的人事智能。

情商如何获得。

情商的高下当然有天赋的成分，但是也有后天的因素。

如果你同意当代中国社会中，独生子女们的情商颇成问题，就必须同意这是后天的成长环境使然。

事实上，不仅中国社会因为自己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下一代情商上的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情商同样是其他民族普遍面临的问题。

郑也夫先生认为抑制孩子们情商成长有两大因素：生存方式与教育方式。

就生存方式而言，中国社会比国外社会变化更剧烈。

他们是大家庭变成了小家庭，我们是大家族变成了超小型的三口之家，且伴随着城市化运动。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那里一个孩子的伙伴不计其数，上下相差五岁的亲属至少有十几个。

在城市的居住格局下，如果是独生子女，孩子在所住一个同龄伙伴都没有。

我们成年人很少想到，孩子们将怎么适应生态上的如此巨变。

但是学校不但没有弥补生态中的伙伴减少，反而加剧了环境的变化。

其恶化的主要方式是极大地减少了孩子的空闲时间。

学校起码应该完成的转变是，给孩子更多的空闲时间。

但在“军备竞赛”的形势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如果此难题可以克服，学校愿意在此基础上谋求更积极的举措，则应该在学习之外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体活动，组织形形色色的团队，如球队、合唱队、夏令营，等等。

其实这些不是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提供给孩子们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在共同的时空下，有自发玩耍打闹的能力。

情商要在这样的生态下发育。

我们的社会和学校只重视智力和知识的培养，轻视孩子们互动
的空间，釜底抽薪，彻底破坏了生态。

芬兰是世界教育的样板。

中国人去芬兰学校访问，听到的是芬兰老师、校长、学者、官员不绝于耳的如下话语，显示出他们对情商的重视：
天资聪明固然好，但是一味地追求智力，却缺乏朋友、同互动能力的孩子，其实是教育的失败。

聪明的孩子可以选择跳级，可是，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准备好了吗？他的情绪管理能力成熟了吗？（陈之华，2011）。

情商和智商的开发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一个人的知识和智力的提升未必给他带来好处，因为竞争的势态下水涨船高，大家都提升了，其中充满了零和博弈。

而情商不同，情商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

因而这是非零和博弈。

一个人的情商提升了，功利上对他自己有好处。

大家的情商都提升了，因为关系和谐了，很可能有助于大家的共同利益。

时下，情商下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抑郁症患者的增加，其中当然包括青少年。

从教育的角度考虑，要增加两种活动：体育和人际交往。

二者都可以改善人的情绪。

对青少年来说，它们还可以提升情商，因为那里有着丰富的面对面的博弈和互动。

体育中动和静的活动，后者如气功、瑜伽，都要教授，那是帮助身心，是教育的原本内容、题内之意。

传统社会的生活中，不可能短缺体力活动和人际交流，因此人们没有抑郁。

现代社会因为短缺了前者，增加了抑郁。

在相当程度上要靠教育来弥补。

教育要医治社会问题，而不是加剧它。

学生情商的培养绝不能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