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提要：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抨击。

但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统治正统学说的封建理论，虽然贴上的是“孔孟儒学”的标记，其实质，却决非孔子所创立的正统儒学，而是融合“百家争鸣”各种学说的产物。

将封建统治思想标榜为“孔孟儒学”，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主张讲“仁”讲“孝”讲“忠”讲“义”的“孔孟儒学”，对稳定社会是有作用的；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孔孟儒学”实际上是“外儒内法”，但却比韩非赤裸裸主张镇压、权术的理论，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

关键词：封建理论，孔孟儒学，外儒内法。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就一直宣扬是以讲“仁”讲“孝”的“孔孟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

孔子的地位也因此不断地被拔高。

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又搬出的“孔学”，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次比辛亥革命还要激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并具体围绕复辟与尊孔问题，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抨击。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在1921年，为曾抨击孔子最力者吴虞出版《吴虞文集》写“序言”时，称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陈独秀在距新文化运动已经20年之后的1937年发表的《孔子与中国》中说：“五四运动之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

”（紧转第36页）其实，翻遍新文化运动的所有资料，可以确认当时并无“孔家店”和要对其“打”或者“打倒”的提法。

[1]但是，胡适、陈独秀等人之所以要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是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批驳，显然是把封建统治思想等同于孔孟儒学思想了；而这却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因为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后所确立的封建统治思想，虽然是打着“孔孟儒学”的旗号，却并不等同于孔孟儒学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容低估，但是将猛烈批判的对象认定为是孔子及其儒学思想，可以说是找错了庙门。

一、没有哪家思想学派是“百家争鸣”最后的胜利者要说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确立，必须先说“百家争鸣”，因为包括封建统治思想在内的许多思想和学说的源头，都应该在那里找到答案。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群雄割据的分裂时期；国家统一后，由于统治者的高压和禁锢，思想界只能僵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割据，也是中国思想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学者们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努力去探求和创新，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

于是，就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

东汉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此记载说：“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

”后来的历史学家据此即把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和活动称为“百家争鸣”。

《汉书?艺文志》将“百家争鸣”时期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

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

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必须承认，“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同时，还必须看到，“百家争鸣”的结果是没有哪一个学派，哪一种思想是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者。

在“百家争鸣”中影响最大的学派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的理论的核心是“仁”，认为仁就是要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

要实现“仁”，就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

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

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孔子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

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个人修养，强调关爱别人，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大兼并时期，孔子及其儒学的主张根本没有人接受，为宣传他的学说而四处碰壁的孔子被司马迁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犬”。

[2]当时与儒家学说并称“显学”的是墨翟创立的墨家学说。

墨家学说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

其宣扬不要阶级差别而爱一切人，反对战争，不要任人唯亲的主张自然不被统治者所接受。

墨家思想虽然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其思想也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借用，但是到了战国后期就因不受重视而逐渐衰落了。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

法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法家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等人都依靠其理论主持过某个国家的变法，但是他们的结局往往都很惨。

吴起是被楚国当权者杀害的。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很成功，却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被车裂而死；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他还是死于自己制定的“法”。

其他诸家学说，也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及其影响和地位。

二、法家道家都曾作为不成功的统治思想“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3]封建统治思想自然产生于封建时代。

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何时虽然学术界有争论，但对延续两千多年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是形成于秦始皇时代，却并无大的争论。

而秦始皇之所以能建立强大的秦帝国，与法家学说有重要的关系。

商鞅变法使秦国从一个西陲小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秦国的崛起，依靠的就是在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学说。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成为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者。

他的学说为秦始皇所接受，因为他的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秦始皇是成功的：他依靠韩非所提出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以“势”的军事强力征服六国，统一了中国；以“法”的形式废除奴隶制，“使黔首自实田”，建立地主土地所有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全面推行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术”为手段，“焚诗书，坑术士”，实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从而统一了全国，并且创立了一系列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的，并为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基本沿袭的全面封建制度。

秦始皇又是失败的：他所建立的大一统的秦帝国，他所幻想的传之千代万代的皇帝位置，却仅仅开了个头，才十多年的光景，秦王朝就灰飞烟灭。

强大的秦帝国的迅速覆灭表明，韩非的君主专制理论尚有缺陷，还不完善，还不能作为正式操作的封建统治思想。

韩非的理论是赤裸裸的：他仅仅注重于对政治制度的建立，而缺乏对法令以外上层建筑作用的认识，尤其缺乏对思想意识领域作用的认识。

他公开宣传对人民要剥削，要镇压，公开宣传驾驭群臣要用阴谋诡计。

结果是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横征暴敛，实行严刑峻法，妄杀无辜，以至“赭衣塞路，囵圄成市，天下愁怨”。

[4]秦末农民大起义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号召，天下立即响应。

这说明，韩非的理论还不适应已经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不利于巩固和维护刚刚建立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的新秩序。

刘邦继秦之后建立了封建的西汉大一统政权，虽然他在经济、政治制度方面，“汉承秦制”，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总结了“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5]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提出以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政治理论。

黄老思想即是“百家争鸣”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道家学派的思想，道家又称“道德家”。

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

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汉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以主张“无为”道家思想作为当时统治的政治理论，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统治阶级不得不“轻徭薄赋”，减少剥削的程度。

这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慈，而是认识到这比“竭泽而渔”对统治更有利一些。

其暂时提倡“无为”的哲学，是积蓄力量，准备“有为”的更大剥削。

到了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

而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力，造成中央与地方、汉民族与匈奴贵族、地主与农民等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

这表明，纯粹依靠道家学说去治国并不适宜。

如果此时再继续提倡黄老“无为”，就必然危及封建统治。

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急需建立能够适应封建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封建统治思想，于是，董仲舒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产生董仲舒是汉代始推阴阳而“为儒者宗”的一代大儒。

但是，此时的儒家已经不同于孔孟时代的正统儒学，而是吸纳了其他学派许多思想只是仍然被称为儒家的学派。

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

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诸侯都认为不合时宜。

这与孔子类似。

但是，他不仅主张“仁政”，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的理论。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亦则覆舟”。

[7]在哲学方面他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

孟子、荀子的这些思想，都是与孔子大不一样的。

他们吸收了“百家争鸣”中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使儒学的体系更加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儒学在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董仲舒虽然号为“大儒”，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

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用神学的观点来论证皇权和封建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宣称：“天子受命于天”，尊天就必须尊王，天下要“受命于天子”，“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

[8]这样，皇帝就被置于了神圣的地位，由皇帝实行“大一统”，才是天经地义的。

为了论证阶级差别和封建等级的合理性，董仲舒提出了“合”“分”论。

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9]。

即“合”中有“分”，“分”就表现了从属的关系。

“地，天之合也”，“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10]。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