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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影_大红灯笼高高挂_的女性主义批评_何璐


的挑战,反传统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体现出了 男性按照自身的生理需要、伦理道德需要和 “陈老爷”和“大红灯笼”代表的压抑人性的先
些许女性意识……但当我们采用女性主义和 审美需要去描画和塑造女人。女性通常被塑 验秩序搏斗。表面上看,她是一个熠熠闪光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方法,对其再现女性的 造成两种形象:圣女和妖魔。前者是具有典型 的女性形象:蔑视传统礼教,勇于反抗封建道
针对“女性在电影文本中是什么”的问 编码,对女性自身而言毫无意义。在电影中,
会问题,因为女性承受的东西更多一点。从全 题,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得出了以下四个结 这个符码,只传达男人的欲望和幻想,并不指
人类的社会分工来看,男人做一件事可能会 论:1、女性是典型化了的。2、女性是符码。3、 涉妇女的生活“现实”。因此,影像中的女性符
地等待老爷点灯,将自己湮没在对性的想象 “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这些观念不仅
与渴望中,直至成为性的工具、爱的玩物、传 仅是社会文化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同时也体
宗接代的媒介。颂莲未能逃脱女性的传统作 现出导演隐在的对男权文化的眷恋。
用,仍然是作为对象化的存在,成为男性的一
四、女性是“社会建构”的
种修辞方式。因此,在电影看似伟大的女性意
影视评论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何 璐
对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 为突出和集中地体现了被男性社会所认同的 女性气质。大太太毓如和二太太卓云可类型:毓如恭 顺隐忍,卓云曲意逢迎,她们以一种近乎扭曲 的女性的贤淑、贞洁甚至忍气吞声来迎合既 定的社会习俗与文化惯例对于女性的角色
[关键词]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 典型化 符码 社会建构
文化为“妖魔”设定的必然结局。“在电影中, ‘谁在说话’谁就拥有权力,而‘说话的人’总
是男性,女性处于沉默的、被控制的禁地。女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以宅院 义思潮渗透入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女性主 性一旦违背了男性设定的规范,她们最终一
中的女性为再现对象的影片。讲述的是主人 义电影批评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支,其目 定要受到惩罚。” 因此,只有成为“灭人欲”的
迫沉默所石化,或为虚构、空洞的命名所掏 取代之后,中国男权制集权社会便以政治、经
空,她们自始至终都被放逐在社会话语权的 济、伦理价值等方面的强制性手段,对女性实
边缘之外,正如约翰斯顿说“: 在性别歧视的 行强制性策略,将之压入社会最底层。家庭是
意识形态和男性主导的电影中,妇女被表现 实施这一压制的关键场所,‘夫者妻之天’将
女性主义建构论的先驱西蒙·波娃,在
识张扬之下,其实真正蕴涵的仍然是一种男 她的巨著《第二性》中呐喊“: 女人不是生成的,
权的力量与视角“。在两千年的性饥渴所浓缩 而是形成的”,强调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女性自
的中国男人复杂的审美眼光下,张艺谋的电 我发展过程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9]
影中的风月故事仍然首要的符合着男性导演
规范。她们符合男性对于女性为妻为母的价 值指认, 代表了男人理想中的女性气质,她 们是圣女的代表。与她们不同,梅珊和颂莲则 是“妖魔”的化身:叛逆、凌厉、风情万种…… 她们没有压抑自己的欲望,但高扬的自我与 性欲追求在封建的父权制社会却是不被容许 的,这也在最终将她们带向了毁灭:梅珊在被 发现她与高医生的奸情后被扭送绞死,颂莲 也在目睹惨剧后精神失常……这便是男权
上,并且像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 生的社会适应机制却依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
气中互相绞杀以争得那一点点空气。”[8]这 现实存在。《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一定程度上
种悲剧的形成,全因陈佐千掌握着生杀大权。 反映了女性的生活状态,但它对女性的关注
多停留在同情、怜悯上,对女性形象投注的依 旧是“怜香惜玉”的目光,虽然探索了女性常 有的幽微情感的痛苦及幻灭,但是它仍然没 有摆脱男性中心的钳制。虽然张艺谋试图抵 制种种形态的男权文化意识的渗透与侵袭, 但现实环境又使他在不自觉间掉入到了男权 文化的陷阱,成为男权文化的合谋者。这不是 一种主观愿望可以左右得了的,也不是由男 人的性别所决定的,而是因为男权中心文化 形态在目前的中国文化市场中依然十分稳固 和强大。
所有活动都是在围绕着陈佐千这个男人展开 怀孕,与其它女人争风争宠……颂莲从一种
的。尽管张艺谋在电影中将陈佐千的影像有 封建婚姻制度行动上的反叛者变成了这种制
意遮蔽,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正面的镜头,但 度的守护者。她的这种巨大转变,很明显地带
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他在陈家那至高无上的 有父权制社会的印记,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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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一起的“幻想共同体”之后,,必须进入有 作为独裁者,他的话语便是秩序和法律的象
主体与客体之分的“象征的世界”,她被配置 征。他宠谁,那人可一步登天,而谁失宠,则如
在缺席的位置上,是男性欲望的接受者,是被 同落入万丈深渊。可见,尽管对话者的影像被
动的出现,而非主动表现,她的性欢愉仅能从 有意遮蔽了,但却具有更强势的力量,那规矩
的封建婚姻对女性生存的扼杀。
克·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雅克·德里达 象的扭曲。
张艺谋是一个有着强烈“女性情节”的 的解构思想以及米歇尔·福科有关“权力话
二、欲望的符码
导演,从最早的《红高粱》、《菊豆》到《大红灯 语”的陈述,试图公开揭露父权制度下女性被
克莱尔·约翰斯顿是较早从符号学角
笼高高挂》,这一系列的作品都有着一个共同 压抑的事实和特点,解构或颠覆以父权制和 度对电影女性形象的模式化进行批判的学
的特点——以女性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以她 男性为中心的电影叙事机制,为改变摄影机、 者。她认为经典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其实是
们的命运,思想,变化为焦点,展开叙事。正如 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传统关系提供论据。 一种结构符码,是男性标准中的理想女性的
张艺谋所说“: 写女性面对压力,更能说明社
[摘要] 本文以张艺谋的女性题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为研究对象,结合女性主义和女
性主义电影批评的方法,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及文本中的性别叙事等方面入手,通过对其 再现女性的方式与策略的考察与分析,解析这种滋长于男权文化之上的电影文本是如何 通过对女性主体性的占有、女性自觉意识的歼灭来建构当下男性霸权话语体系和男权中 心的深层意识形态,并挖掘出潜伏于电影本文之后的男权意识形态本相。揭示这种合男性 意志与男性利益的电影本文对女性的剥削与利用,并充分描绘女性在男权语言的扭曲与 肢解中所呈现的异化诸相。尽管导演竭尽全力地去表现其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与对女 性的同情,但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浓厚的男权文化意识形态。
容易一些,而女人要做一件事就很难”[1],所 女性是缺乏。4、女性是“社会建构”的。[3]下 码,实际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编码的产物。结构
以他的摄影镜头始终热衷于朝向女性的独特 面,我就结合这一理论,从女性主义的视角, 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指出“在男性
命运,并且将着眼点置于女人的“生命体验” 对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女性形象进行 社会中,象征秩序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在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E·安卡普兰在其
的审美与需要的目光。在男权的统治之下,女 论著《母亲行为、女权主义和再现》中,通过分
性视角的渗透,女性意识的显露成为男性观 析影像中母亲形象的嬗替,指出女性不仅是
众眼中的‘奇观’,是为了男性的‘女性’,是一 被“他者”观赏的对象,亦是“男性他者”按照
种伪女性的叙事策略。”[5]
她自己被客体化的情形而形成。颂莲的经历 方步的千年父系秩序,早已化身为无形的压
恰好说明了女性处在这种被客体化的状态下 迫,渗透在片中的每一个角落。男人成为至高
的悲哀:失宠的颂莲在听到捶脚的声音时虽 无上的中心,而女性却被永恒地放逐在边缘
心旌摇曳,但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她只有默默 之外“。男人是女人依附、崇拜、献身的对象”、
公颂莲――一个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却于无可 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创造的限制和 圣女才能得以残存,而妖魔则注定要走向毁
奈何中走进了一个旧家庭, 最终成为旧式婚 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是将“女权主义” 灭……从这种对电影人物命运书写中流露出
姻的牺牲品的故事。影片再现了一夫多妻制 和“父权文化”之间的激烈对抗引申到传播 的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表现和对女性的潜在压
安·艾斯勒在其文化学名著《圣杯与剑》一书 可以依靠的男性——父亲自杀的情况下,进
中说道“: 当人类进入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 入了一个她可以依附的陈家,把陈佐千作为
时代后,女人便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而已。” 自己的依附,在男性为她布置好的狭道上缓
[6]女性始终处于历史主体的无名状态,“人” 慢地、艰难地蠕动着,直至影片结尾精神分
上,关注女人的生命过程。“在形象展示和整 分析,从而揭示出电影文本背后隐藏着的男 文本中最直接的表现是将女性形象符码化,
体叙事的背后,流露的是富有哲理色彩的主 权文化意识形态及父权制文化机制下传统女 即女性作为男性性欲消费的对象出现以及将
体沉思:人与生存命运的搏斗,人性与摧残人 性被压抑和消解的事实。
地位。一群女人如困兽般自我表演,为争宠夺 求的投射。它通过对被动服从的女性精神的
爱,勾心斗角, 彼此窥测,全部围绕他的宠幸 培养来建立一种男性理想的两性秩序。
展开。正如苏童说“: 不是写那男人如何在四
结语
个女人之间周旋控制她们,而是关心四个女
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男权制早已成为
人怎样会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 历史,但男权制的意识形态及与男权制相伴
为对男人有意义的形象,尽管它极其强调妇 女性变成男性的附庸。”[11]其次,电影精心
女作为景观的重要性,然而很大程度上,作为 设置了一个颂莲的驯化过程:从一个封建秩
女人的女人依然是缺席的”。[7]
序反叛者变为维护者。一开始与迎亲队伍“背
在封闭阴冷的陈家宅院中,所有女人的 道而驰”、拜见祖宗时“不下跪”的叛逆到假称
自己的理想被建构的对象。因为文本不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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