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与心得一由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看诺思（此段基本与经济理论无关）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归类如下：对自然现象进行精确观测，总结出规律；提出理论假设；利用数学和逻辑得到推论；对推论进行客观、可重复、精确定量的实验检验；修改理论及架设；实验检验理论及假设；……而当我们纵观诺思的思想的发展历程似乎可以得到很多相似的启发：最初他深受古典派和马克思的影响。

前者对经济运行体制的分析十分透彻，后者则开宗明义直指问题的要害是制度，并分析了制度的长期变迁。

然而，诺思认为他们都有不足之处，前者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而使得有很多问题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如在1600年——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比呢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及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确有了很大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诺思教授通过《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明确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而后者（指马克思）则把阶级分析作为唯一的研究主线，但事实上并不能用一种理论来说明技术变迁的速率和过分强调技术是以牺牲其它的变迁动力为代价的。

例如，马克思轻视人口变化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诺思教授通过对人类经济史尤其是产业革命的再认识，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源于《西方世界的增长理论》）。

注：这一段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总结规律，从而提出一个假说（制度对于人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甚至推出：制度重于制度重于技术的推论。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动力都源与经济人对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与其成本的时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

但是，当诺思用这一理论解释另一些历史的时候却陷入了困境，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即使是在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迁并不一定发生。

于是他就用意识形态理论来你不这一缺陷，以使其制度变迁理论能自圆其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的出版则标志着他这一任务的完成）。

至此，诺思教授已成功的构造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注：这一段是在用历史检验原先理论的时候，对其进行的修改和完善。

对比以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方式纵然有许多的不同（如自然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客观、精确定量、可重复。

而经济学家在验证一个理论的时候，更多的则是求助于经济史或是依赖于自身的经验），但他们的研究程序却在很多方面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

所以我想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将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我也认为制度变迁的理论还远没有达到完善，它需要解释的问题依然还有很多。

在本文的后面我将试着阐述一二。

二制度变迁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狭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价格理论。

他的内核主要为稳定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

而在诺斯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放弃了理性选择假设，代之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假设。

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实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具体在我国经济学界对制度变迁理论大体上有两种评价：一种认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是经济史学中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种评价则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向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复归，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例外。

但我认为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似乎过分夸大了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学上的地位，事实上，通读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我们不难发现，诺思分析问题所用的基本假设依然是“理性经济人”，而分析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成本——收益的方法。

更何况，我认为相对于逻辑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需要说明的问题还有很多。

再有就是连诺思自己也赞同的“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定的基础”。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例如对制度变迁的成本的核算问题，诺思也仅仅是停留在估算的层面上，在这方面，还缺少强有力的核算体系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点）；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古典制度经济学到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再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

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已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

由于交易费用的引入使这里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贴近真实，制度变迁理论中所研究的乃是现实中的经济人，而不是古典经济学里的抽象的经济人。

他的最基本的着眼点是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依旧采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但这也与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这恰恰是因为诺思看到了在现实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成本——收益的思路来解释的，因而需要引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以使其完善。

当然，我认为最为精彩的则是制度变迁理论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式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诺思）那么，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想先从他的上述两个创新之处入手进行分析。

交易费用：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 详细出处参考：/dispbbs.asp?boardID=2178&ID=90686他对新古典模型的描述从这个模型的假定开始；“面对普遍存在的稀缺性这一事实，人们得作出反映他们欲望、需要和偏好的选择。

这些选择是在丧失机会下的情况作出的。

”（P4）这些选择是追求福利或者是效用最大化的。

效用最大化取决于资本存量的规模（取决于人力资本、实物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数量），而这实际上取决于技术的进步。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P5）接着他对这假设进行探讨：第一、这一模型假定这样一种激励结构，它使得个人在边际上完全能获得投资的社会收益，即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

第二、它假定由于能使增加自然资源的存量的成本不变，因此新知识的获取与运用不存在收益递减。

第三、它假定储蓄存在着正收益。

第四、它假定抚养儿童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

最后，它假定人们的选择与其期望的结果是一致的。

（P5）他批判了这些假设：对于第一个假定，要使它成立，必须是“产权被充分地界定且没有行使成本（即交易费用是0）是必要的。

这样的条件从未有过”（P5）“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中并不常见。

”对于第二个假设，从历史和现实来说，“仅仅到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才使得克服收益递减成为现实。

”（P6）而对于第三个假设，他认为储蓄的正收益的存在取决与产权结构。

他认为第四个假设不仅仅是要控制人口的出生，要调整人们的生育政策，同时改变增加人口的社会成本。

这样才能使抚养儿童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一致。

（P6）在对最后的一个假设中，他认为无效率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还有相对独立甚至对立的人们对世界观的看法和理解，产生“多样的、矛盾的和无效率的情形”（P7），使得选择与期望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由此，他提出了制度的理论。

而他对于“搭便车”的分析也同样精彩。

奥尔森认为，当个人仍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得收益时，他们是不会承受参与大集团活动的成本。

而大集团活动确实存在并且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基本力量。

但是这些活动难以用新古典理论来简单地解释。

（P11）。

“而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是结构变迁的推动者以此来巧妙地说明全部问题。

然而这种观点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简单地忽略了搭便车问题。

人们会置自我利益不顾而按一个阶级的利益行事，甚至作出相当大的个人牺牲。

”（P11）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利他行为，如无偿献雪。

制度变迁的两难解释可以变得简单明了。

它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主义计较。

“当个人深信一个制度是非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有可能忽略这种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法律是正义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它们。

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

（P12）在分析经济结构时，他指出3点：1.通观历史，在发明与创新中几乎总是存在在着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异。

2.技术发展是建立在前人知识的积累上，这些知识决定了发明活动的方向。

3.除非基础知识存量扩张，不然新技术的发展最终会陷入收益递减的境地。

（P16）。

接着，他认为“知识与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他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

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与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

”“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对于国家理论，他这样叙述“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

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P17）“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P20）在国家的存在的解释中，有两种解释：“契约理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

”（P21）然而，两种理论都是不全面的。

正是“暴力潜能”分配理论使两者统一起来。

“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

”（P22）“国家既作为每一个契约的第三者，又是强制力的最终来源，它成为为控制其决策权而战斗的战场。

”（P21）“”具有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通知者的国家模型具有3个基本特征：1.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服务——我们称之为保护——与公正作交换。

2.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个集团设计产权。

3.国家的对手是其他国家，以及在现存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通知者的个人。

因而，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代替度的函数。

” （P23-24）因此，对统治者的约束是“竞争约束与交易费用约束”，然而，“这两者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

” （P28）竞争约束避免触犯有势力选民，而交易费用约束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二者的结合“可解释无效率产权的扩展”（P28）接着，又论述了国家的职责“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

”（P24）这些规则的原则是：“国家作为第三种当事人，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

既然法律的发展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就能随之带来具有重要意义的规模经济。

既然交换的基本规则已经确立，那么，只要存在法律机构，谈判和行使的费用就会不断减少。

”（P39）在统治者存在对手的情况下，他的推论是“哪里不存在势均力敌的替代者，哪里现存的统治者就好似一个暴君、一个独裁者或一个专制君主。

”（P27）“只要本国选民的机会成本或竞争国的相对地位没有变化，那么停滞的国家就可以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