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翻译曾经提出“信、达、雅”的标准：“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易》曰：…修辞立诚。

‟子曰：…辞达而已。

‟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的这三条标准当然不是随便说说，而是他深思熟虑后提出的要求。

由于严复本人的翻译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和翻译界的巨大影响，这三条标准后来成了翻译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基本原则。

翻译标准问题，归根结底，是翻译方法问题。

“信达雅”是翻译标准，也是翻译的基本方法。

界定明确、主次分明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符合翻译实践过程的心理特点，为翻译工作者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因而也指明了正确的翻译原则和基本的翻译方法。

许多具体方法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所谓“信”，是指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是指译文的科学性；这里不包括原作的风格和原文的语言修辞特色，后者属于“雅”的内容。

所谓“达”，是指译文语言规范，通顺易懂；“达”是讲的译文的可读性，并不包括“雅”字要求的语言生动，文笔流畅，有音乐节奏感。

总之，应该也能够把“雅”跟“信”和“达”划分开。

事实上，一般的科技和社科读物的翻译只能要求“信”和“达”，只有少数有个人风格的名家学术著作才可能和需要译得“雅”；而“信”对科学读物尤其重要。

但文学作品的翻译，“雅”字的要求绝不能少，可以说“雅”是文学作品翻译的生命和灵魂。

许多大师都十分重视文学翻译中的“雅”字要求。

“信”、“达”、“雅”三位一体，联系密切。

绝不可脱离“信”去求“达”和“雅”，更不能脱离“信”和“达”去求“雅”。

只有在“信”的前提下和“达”的基础上求“雅”；否则就是缘木求鱼，舍本求末了。

虽然具体做法可因文体而异，但这条大原则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适用的。

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要首先讲究“信”。

对于作品的人物性格，语言特征，活动环境，社会背景，故事情节，事态演变，风俗民情，历史典故，人名地名，作家的风格和感情倾向，作品牵涉的各种知识，总之，整个作品的内容和全部细节都需要准确、通顺、流畅地译出来，整个作品才能达到“信”、“达”、“雅”三者的统一。

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

这是最简单的，却又常容易被人忽略的道理。

复在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根据自己大量的认真踏实、富于创新精神的翻译实践，在继承祖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与翻译理论精髓的同时，与时俱进，活学活用外国的科学文明与进步的翻译理论，用“信达雅”三个汉字，简明扼要而又形象生动地总结、概括了“翻译”这个复杂的语言过程与心理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三标准或翻译三方法。

或者说，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概括了泰特勒提出翻译三原则，使之系统化，科学化，文学化，具体化、实用化，中国化。

时至今日，中国人在讨论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特别是在评价翻译作品时，自觉或自发地使用严复的“信达雅”三字，而不是其他什么理论。

比如费孝通先生评价与称赞潘光旦先生译作，就专门提到严复的“信达雅”。

再如《翻译实用教程》的作者刘季康教授，虽然他在书里的理论部分介绍许老的翻译理论，用的篇幅大大超过介绍严复的翻译理论，但在书的主体部分（即翻译实践），他承认还是用的严复的“信达雅”，并且他表示跟我的有关看法一致。

总之，尽管近些年来，严复的“信达雅”理论被一些翻译家有意或无意的贬低、扭曲、排斥，这是不对的。

因此我十分赞同，并想再一次强调季羡林先生的真知灼见：“中国有世界上最古最长的翻译的历史，理论方面也有不少建树。

总之，“信、达、雅”在严复那里，不但是他所坚持的一种翻译原则，更是他在文化思想上的执著：既要引进西方学说又要把它与传统思想合流，或者说坚持从传统的思想方式和文章议论的套路的框架上来把握和提倡新思想，力求以先秦古文的句法、范式译述、阐发西学经典——他对“雅”的汲汲追求实际上要得不但是词藻文采的技巧，而是要从思想方式到表达规范都力图使西学与“中体”认同。

客观说，这对他所要传播的西学的扩大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严复的译著是他的特定思想文化追求加上“信、达、雅”这个翻译标准的具体体现，也是其翻译原则的成功实践。

而这一成功使严复那不忠实、不“信”的译著产生了极大的思想史
影响，但它们也成了翻译史上的绝唱。

它们与后来的翻译事业没有多少关系。

但是“信、达、雅”的要求则被抽象地作为理想翻译的标准而接受了下来——它表达着译述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准确、明白、具有文采。

无论如何，现在的翻译家们是不会把严译作为实践这个原则的典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