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言”、“二拍”中的“商”与“士”互渗王穆秋（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2010级重庆万州 404000）[摘要]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中, 居首位的士与居于末位的商，其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到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商士互渗现象相当普遍。

“三言”、“二拍”从多个层面展现了商与仕的生存方式、生活情调和婚恋选择，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新特点的商人形象和士人形象，实现了由士人独自登场到士商共同舞台、由商士对峙到商士互渗的多重超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鲜明地时代特征。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士人互渗一、商人业儒仕进与文士弃儒经商在生活方式上，文士摆脱了对科举的依赖，走向了商业经营的道路;与此同时，商人在发家致富之后，又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来加入士子仕宦的行列。

可以说，士人经商与商人业儒的现象在明代非常普遍。

[1]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抑商”政策，并且规定“有市籍者不得为宦”。

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封建官僚政治体制造成的官本位意识不得不对商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尽管历朝历代这种严厉的“抑商”政策使商人对仕进不敢有任何奢望，但越是这种挤压，就越使商人步入仕途的愿望更加强烈。

在艰难境地中求商的商人体会到了受尽权利揶揄和凌辱的苦楚，因此政治嗅觉变得极其灵敏，政治触须也极其发达，尤其当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培植他们的愿望提供良好的时机时，商人便会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努力向官场发展、攫取官衔。

，所以他们一旦经商致富，便通过各种方式向官场发展。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商人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

商人一旦经商致富，往往花钱请老师在家里教自己的孩子习儒业，之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如《张廷秀逃生救父》(《醒》卷二十)中以贩布为生的褚卫夫妇俩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夫妻珍重如宝，延师读书”，后来两人一起参加殿试，俱在二甲。

《卖油郎独占花魁》（《醒》卷三）中曾以二两本钱起家，后来家道殷富的秦小官和花魁娘子王美，“夫妻偕老，生下两个孩儿，俱读书成名”。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卷七）中富商大贾高赞，各有一男一女，请个“积年老教授在家管谷，教着两人儿女在家读书”。

后来从高赞定要择一读书君子作为女婿来看，他也期冀儿子走科举之路，以光耀门楣。

吴仁安先生在《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一书中这样描述洞庭望族形成的原因。

他说，作为商贾云集之地的洞庭，在明清之际就出现多名状元、探花、进士，“而且都遵守一条不成文的族规加法：即对于族中子弟凡聪明能文者皆由他科举入仕途，凡缺乏才气、拙于词章者皆由他外出经商，族中有儒有贾。

由此可见，那些富商大贾们，之所以要把商业资本转向投到科举上去，使商业资本转化为政治权利，很显然，是想借此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扩大财富，荫庇子孙后代，确保家族的长久利益。

与此同时，明代中叶以后仕宦制度的调整，使得大批富贾商户的子弟可以通过金钱势力上升到原本文士出身的监生行列，打破了过去商人与士子无缘的界限。

据《明史·选举志》卷一说，明代景泰元年，朝廷为解决“边事孔棘”的问题，同意民间纳粟纳马者可以入监为国子生。

于是，这一政策为有钱商人步入仕途大开方便之门，很多商人因此而走向了肥己容身的捐纳之途。

如《钱多处白丁横带》（《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中家资巨万的江湘大商人郭七郎，在京都听人说起“朝廷用兵紧急，缺少钱粮，纳了些银子，就有官做;官职大小，只看银子多少”。

便不再安于仅仅当一个商人，而羡慕起士人的地位来，他最终求人帮忙花了五千两银子买了一个刺史做。

商人思慕文臣，不免流露出向文人官僚靠拢的倾向。

此外，明代还有很多商人通过“纳粟入监”的方式入仕。

所谓“纳粟入监”就是向国家缴纳一定的钱粮取得监生的资格入国子监读书。

在“三言”、“二拍”中很多商人都花钱为自己或子弟买的一个监生的身份。

一是监生可获得一些优免。

《徐老仆义愤成家》（《醒》卷三十五）中徐老仆阿寄赚了钱之后给主人的两个儿子“俱纳个监生，优免若干田役”。

而是监生可做小官。

明制，对于国子监的学生，有拨充历事生的规定，即分定一定数额的监生到各机关里去实习办事。

实习期满，加以考选，成绩好的任用，不好的回监读书。

这中间就有很多人为操作的事情，谁花的钱多，谁就能选个好官。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卷三十一）中，曹可成，曹家庄上的富户之子，自小纳粟入监。

后来要花钱选官，妻子问他需要多少银子时，曹可成说：“本多利多，如今的世界，中科甲的也只是财来财往，莫说监生官。

使用多些，就有个好地方，多趁得些银子；再肯营干时，还有一两任官做；使用的少，把个不好的缺打发你，一年二载就升你做王官，有官无职，监生的本钱还弄不出哩”因曹可成投入多，所以“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赎取旧日田产房屋，重在曹家庄兴旺，为宦门巨室。

”凌濛初在“二拍”中写道:“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铿吝了。

”所谓“乌纱帽”不言而喻指的是封建官僚。

商人不惜花费银子去结交官僚人物，正显示了官商的特色。

可见，商人对于仕途是非常迷恋的。

“三言”、“二拍”中有关商贾的故事极多，而细查那些买卖人的出身，便可发现其中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却是书生和封建仕子。

《张孝基陈留认舅》（《醒》卷十七）中有一位官拜尚书的大官僚, 他“家财万贯, 生得五个儿子。

只教长子读书, 以下四个农工商贾, 各执一艺, ”旁人认为此举“非上人之所为” , 劝他让五个儿子皆“习儒” , 而这位老尚书却说出了一番与“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相悖的高论: “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 读书个个营公卿, 几人能向金阶走? ……农工商贾虽然贱, 各务营生不辞倦……春风得力总繁华, 不论桃花与菜花……老夫富贵虽然爱, 戏场纱帽轮流戴,子孙失势被人欺, 不如及早均平派, 一脉书香付长房, 诸儿恰好四民良”。

不但把经商致富与躬耕务农等同齐观, 还提高到与读书习儒平起平坐的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读书人并不想穷经到白首，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喻》十八卷）中的杨复由于“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他就“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

过去，商人赚了钱便千方百计跻身于官宦行列，而此刻却有人一反故习，如《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中做官的刘东山“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路”，便告脱了官职去经商。

不过这些读书人在经商之后，往往以文士的宽宏大量洗刷了一般商人的蝇营狗苟习气。

比如徽州休宁县屯溪乡的那位潘甲，就是由于家境破落而不得不由读书改为经商。

经商归来，他并没有粗暴地计较妻子的失节问题，而是温和的接受官府的明断，将妻子领回家中。

《积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中的程宰兄弟也是由习儒而改为经商。

《杨八老越国奇逢》（《喻》卷十八）杨复“年近三十，读书不就”，便弃书从商，往漳州一带做官去。

《刘小官雌雄兄弟》（《醒》卷十）中“自幼攻书，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云”的刘奇，后来却“无心于此”而开起了布店。

抛弃熟悉的课本，捧起陌生的算盘，心中酸甜苦辣的滋味，只有这些书生自知。

处于四民之首“士”之类群的书生们丢下书本，放弃先前热衷不已也是寄托无限飞黄腾达希望的举子业，把圣贤“何必曰利”的遗训抛在脑后，而去从事先前视为等而下之的行业。

他们步入商海后其行为心态又是如何？不管他们是喜是忧，总之弃儒从商已经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2] 从下到上整个社会经商风气的盛行，使“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之类的“不贱商贾”的观念自然得到了社会上不少民众的认同。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后期传统的“四民”格局得以打破。

在生活方式上，士与商之间出现了互动，关系渐趋融洽。

在此基础上，传统的官商关系也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

如《顾提控椽居郎署》写州中吏典顾芳平日经常在城外一个卖饼的江家歇脚，因此与江家熟识。

江家后来遭人陷害，被污为海贼窝家，顾芳出于正义、同情和友谊，出面搭救保护，不图商人任何报答。

江家对顾芳感恩戴德，要把十七岁的女儿送给顾芳做妾。

但顾芳在这比较诱人的酬谢面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欲望，从而拒绝了江家的好意。

在这里有权的官吏不仅不依仗权势欺侮商人，而且利用自己的权利和关系主动保护商人，并且不图商人的任何报答。

这篇小说反映了传统中国官商关系中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士、商之间的互动。

二．商人儒雅、风流与士人甘入流俗在生活情调上，“士”、“商”之间也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一方面，儒生混迹于市井之间以后，也逐渐养成了世俗的不良习惯。

他们抛开了固有的清高儒雅的面目，纷纷露出了贪财而又狡诈的凡夫俗子嘴脸;另一方面，由于商人的觉醒，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儒雅风度。

[3]在传统“贱商”的社会观念影响下, 商人形象一直不佳, 常常免不了成为嘲讽挖苦的对象。

他们是醒凝市侩, 逐利鄙夫, 市井之徒, 人格备受贬损; 这种贬损的依据是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 源出于自然经济之下的民众心态。

人们尚不能完全理解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则, 尚不能理解追逐商业利润的行为规范, 所以“为富不仁”、“贪婪暴敛”、“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之类的污水, 便铺天盖地般向商人泼去。

一提起商贸交易, 隐隐地总让人联想起其中必定藏污纳垢, 而商人也总是些奸猾之辈, 潜在的犯罪分子, 这是因为商贾贩货换金, 逐利四方, 比之躬耕垄亩淳朴的农民, 更象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应该说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的文化偏见。

如《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初刻》卷四）里的程商“察性简默、端重, 不妄言笑, 忠厚老成”。

一次在饭店吃饭, 正遇一妇人也来用餐, “饭店中客人, 个个颠头耸脑, 看他说他, 胡猜乱语, 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

后那妇女因忘带钱而受众人嘲弄, 又被店主扭住不放, 是他代为付帐, 而当那女子要他道出名姓, 表示要“加倍奉还”时, 程却说“些些小事, 何足挂齿? 还也不消还得, 姓名也不消问得”，正直厚道而又慷慨。

其他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卷五）写布商品玉偶然在厕所中拾得二百两银子, 想到“倘或失主追寻不见, 好大一场气闷” , 后来在南宿州遇着失主, 一路陪送他到扬州家里,将银子归还, 完全不同于见钱眼开的市侩之徒。

《刘小官雌雄兄弟》（《醒》卷十）颂扬了小酒店主人刘德夫妻的慷慨好义, 他们家景并不宽裕,却能两次救人之急,有始有终。

与此同时，不少商人为了掩饰传统舆论强加于自己身上的粗俗浅薄的偏见，有意识的表现出向文士学习的迹象，[4]他们假借儒雅之表象欺瞒世人以达到自己的不良目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卷三十二）中的孙富身为浮浪不经的商人，却采取了吟诵高学士的《梅花诗》这种附庸风雅的方式结交了李甲，然后转而又颇似善解人意、急人之难地在杜十娘身上与李甲达成了一桩罪恶的交易，制造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