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读书笔记10工程管理2班吴嘉昊 10010821书中令人难忘的部分：“人类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注意到精神和意识的差别。
精神是很有力量的，而意识是没有力量的。
物质决定意识是对的，但物质决定不了精神。
所以，我觉得：不如说是欧洲人的精神上的特质，使他们产生了民主之道，而间接地使经济现象变迁，科学发展，产生出其制度，这样更有力。
”之所以这段话让我难忘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意识与精神区分开。
高中上政治课，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老师总会跟我们强调物质决定意识。
而我却私下里很喜欢唯心主义学说，总觉得那很有感觉。
比如直到现在都记得的那个小故事：“有俩和尚山门闲聊，忽见河中一船飘过。
二人对船的动力问题产生了兴趣，继而热烈地讨论。
一曰：风动。
一曰：帆动。
莫是一衷。
这时一老和尚给他们做了总结发言：不是风动，亦非帆动。
乃仁者心动。
”还比如：“闭上眼睛，世界就不存在。
”虽然明知这是不科学的，可对它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欢，总觉得那更贴近内心的感受。
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非常强大的缘故。
平时过多强调了物质决定意识这半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而梁漱溟先生把这二者区分开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无非也是想要强调意识所具有的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罢了，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冲突乃至谬误的部分。
本人最喜爱的部分：“是，事实上偏偏发生了中西文化的遭遇。
因此，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
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
”让我最喜爱的部分是书中形象生动的比喻，本以为这种大师级人物写的书必定是枯燥无味的，没想到竟也可以如此贴切和便于理解。
看来是以前对大师存在偏见了，大师不应该是写一些晦涩的文字，让一般人看得不知所云的人，真正的大师语言必定精炼而明晰。
水平的高低不应体现于文字，而应寓于思想。
阳春白雪诚然曲高和寡，然而纯粹为了附庸风雅而把下里巴人伪装起来，显示出一副曲高和寡的样子，未免不是另一种沽名钓誉。
曲高和寡本是一种无奈，下里巴人未尝不值得欣赏与玩味。
本书传递的思想：一、西方文明强在哪里？此次中西文明遭遇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过程。
蓝眼睛、高鼻子的黄毛鬼子不就是凭借着坚船利炮和洋枪打败了我泱泱天朝上国嘛，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也发明和生产和他们那样的战舰和枪支，我们仍然可以制服他们。
魏源的“师夷长计以制夷”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之后的“洋务运动”也只是在这个层面发力，模仿和学习西方的“长计”。
第二个认识阶段从器物过渡到制度发生在中日黄海海战前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等活动和之后的“百日维新”运动。
当然，此前的众多儒士如龚自珍、冯桂芬、王韬、郭嵩涛等人亦早已看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差异，而此种差异远甚于器物上的差异。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斯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
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
”但是，他们的言论大都流于文字纸张上，不曾像维新派那般奔走呼告，亲历亲为，深入群众，因此真正使广大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从器物过渡到制度，笔者认为其功非康梁维新派莫属。
然而清廷积重难返，维新变革亦是遭到保守派的极力阻挠最终无情扼杀，士大夫和清末明初的知识分子在制度层面的反思和行动仍在继续，然而更进一步——整个中西文化上——的反思成为此后的主题，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岂是三言两语能够概括。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概有三股主要力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新儒家，前两者是纯粹的舶来品，“救亡图存”的时代紧迫感和西方社会的既有优越性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情境下极具话语主导性。
西方成为中国迈进的目标，而文化守成主义者大致包括新儒家则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落后、顽固的代表。
然而，随着“救亡”的紧迫感慢慢退却、西方文明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毛病和顽疾，文化守成主义者及新儒家们关于中西文明的分析和阐述却逐渐显现出它的客观、冷静和中肯的价值。
在此以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为例做简要的分析。
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绪论开篇就先给“文化”一个判断：“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但在如此宏大的话题下，梁漱溟先生认为社会人生才是文化的关键，也是本书中西文化比较的重心和侧重。
梁漱溟先生如此这般理解中西文化，才不至于像其他人因器物上的技不如人或者经济政治上的不同而失去自信，滑入卑微的低地。
梁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度的个性，包括独自创发、延绵不断、极强的同化能力和影响能力等等，但其最重要的个性却是“文化早熟”，这也正是秦汉之后两千余年不复有改变与进步的原因。
文化早熟意味着中国文化内部具有高度的妥当性和调和性，这在中西文化不曾遭遇之前毫无问题，中西文明各美其美，无论历史再走过几百年、几千年，在中国亦不会产生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法治。
但是，事实上偏偏发生了中西文化的遭遇。
因此，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
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
其实老先生和壮小伙的比较并非只能是“拳击”，以拳击赛场上的胜负判定先生和小伙之间孰优孰劣只能反映出军事层面的好坏，当然在以拳击判定一切的标准和游戏规则上，拳打不过别人，那就说明其他的你也比不过别人了！这是一种强加于中华民族的游戏规则和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
要是我们能够跳出这种游戏规则，好好的打量一下老先生和小伙子，看看他们各自身上都有些什么宝贝，或许就能够得到一个客观、冷静和中肯的评价。
梁漱溟先生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较为中肯的评判。
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生有三个问题，对应于此三个问题的分别有三种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
第一个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一态度即向外用力的态度，即从身体出发，这是西方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
第二个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二态度即转而向内用力的态度，即从心（理性）出发，这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
第三个问题是对自我的问题；第三态度即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印度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
梁漱溟先生关于中西印三大文化的把握是极为深刻和高明的。
对于人的“意欲”的不同解决方法决定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不同走向，也开出了不同的花果。
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发力的文化，对于意欲的解决也是向外和向前要求，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
而印度文化（佛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是一种禁欲的态度。
同时，梁漱溟先生提出了文化的“三期发展说”，即第一期为西方文化，第二期为中国文化，第三期为印度文化。
此种论述当然跟梁漱溟先生是一个中国人密不可分，“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其一生思考和探求的两大问题，然而更多的是在剖析中西印文化后得出的判断和预言。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面对这个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也就是梁漱溟先生说的人对物的第一个问题和人对人的第二个问题，至于第三个问题：自我，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概念。
“自我”概念在许多哲学家眼中是不存在的，没有自我，有的仅是身体或者欲望。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按赵汀洋的讲法“共在存在论”来看，他者是我存在的本体论条件，自我必须要放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才能都成立。
因此，纯粹地谈论自我是不成立的，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梁漱溟先生的第三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伪问题，完全可以放在第二个问题中来解决，两者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
三、从“事”与“物”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事物”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分析和比较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名词，也就是梁漱溟先生的前两个问题：身体问题和心的问题。
前面讲到人面对着两个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人如何面对和看待天、地等自然世界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后一个问题：关于生活世界的问题或者心的问题（事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第一个问题，即自然世界的问题（物的问题）。
因为这个自然世界（物）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追问关于对象的知识，这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问题，而且物以其自然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并不能给人以意义或者价值，只有当物进入事之后才具有意义和价值。
事的问题重于物的问题，在梁漱溟先生那里也有很好的阐述。
他认为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看，身心的发育成长是新随身来，身先而心后的；社会生命的发育生长亦是如此。
“文化之发生以至开展，则最先是环绕着生存问题（第一问题）这一中心。
所以社会之发育成长，此时实寄于那些从身体出发的活动上。
”但与此同时，社会发育成长还有另外一面：心的问题（事的问题）。
人绝对不可能以孤立的单个人生存，必定要“群”而存之，此时即有人与人之间的第二个问题：心的问题。
文化必定包括这两个方面，并由于这两个方面之逐渐开展，社会才得以发育成长。
“通常应该是这两面彼此辗转增上，循环推进的。
其间盖必有一种最适当之配称关系，凡不相称者，必出毛病。
”最后，梁漱溟说到：第一期文化即身的文化不过是给人打下生活基础，第二期文化才是人的生活。
“西方人主理智而短理性，中国人主理性而短理智”，理智对应的是身（物）的问题，而理性对应着心（事）的问题。
西方人从身体出发向外发力，对于意欲也是通过向外求来满足，其表现即“人的觉醒、解放”和人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为自然立法”，把自然作为一个绝对的客体加以对待，盲目的开发利用和迫害自然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正是西方现代化的动力和代价。
而中国文化则不同，中国文化偏重于事的问题，他人之心的问题显然重过我与身外之物的问题。
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都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我与他人关系的伦理问题，我与“自然”的问题绝不会像近代西方那样成为一种主客观的关系，这种高明体现在“天人合一”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