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
原题：李约瑟困难和韦伯疑难
依据麦迪森的估量，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
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简直全体具备了。
但是，工业革命究竟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敏捷从当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
这个疑问被李约瑟演绎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对此，有良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地。
目前一种被广为接收的“高水平平衡陷阱” 假说以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古代社会中国进步的社会经济轨制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到达了很高的经济发展程度，然而因为儒家文明器重以男性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维使得中国的家庭风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降落，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换型技术的需要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 世纪中国已濒临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
同时，人均剩余由于人均耕地降低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
相较之下，
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公道，另有未加应用的经济潜力，当常识积聚足够冲破工业革命大门时，“勤俭劳动的需求依然非常强烈”，且还存在大批农业剩余可供积累。
但是，上述假说的内部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绝对廉价和人均残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提高极其迟缓这个说明变量本身为条件的，否则在技术不断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是难以涌现的。
进一步地，经验证据也并不支撑这个假说，固然在12世纪前确有许多节约劳动的农具发明，而后则寥寥无多少，但是在14、15世纪和17世纪中叶人均土地占有量明显高于11世纪，按这个假说，这些时候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应更强烈，人均剩余也应更高，尤其在1368年明朝开国后，天下升平，更应如斯。
可咱们只看到人口的增长，而非节约劳动型技术创新的不断出现,另外，即便在人地比例更不幻想的20世纪初，劳能源资源仍然并不拮据，尤其在南方灌区，农户全年不息，因此“人口的数目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俭人力的安装了”的论断难于成破。
而且14世纪后中国技术立异并未完全停滞，在14-20世纪初，仍有很多新发明出现。
既然14世纪后中国的技术翻新并未完整停滞，为何与西方比拟，仍大大落伍了呢？要害的事切实于，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有所减缓，而西方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创新则大大加快了，且始终坚持了较快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见解在于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
不论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实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
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无论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个别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尔的偏离惯例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
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成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夫的经验为主要起源的技术发明，是生产进程的副产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备经济念头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根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小修改而发生（Musson，1972）。
从概率的意思上，一个国度的人口范围越大，各类发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Simon，1986）。
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饶的，但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合适的工具和技术前提下，可以种植能够赡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食粮作物（Temple，1986），因此，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在技术发明上存在优势。
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跟着技术水平的一直进步，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防止地终将趋于停滞。
欧洲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相对中国为小，工匠和农夫的数量和相随同的生产实践的经验也相对较少，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型技术创新中处于劣势。
但是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普遍应用（Mathias，1972），“试错和改错”的次数不再局限于详细的出产实际，因而大大增添。
更为主要的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的联合日益严密，特殊到19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9），使得技术发明遭碰到瓶颈时，可能经过基本科学研讨的尽力，增长对天然界的意识，打破技术发明的瓶颈，扩大新技术发明的空间，而使得技术创新的不断加速成为可能（Kuznets，1966）。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步改变为“为发明而发明”,。
这种有针对性的试验运动，代价较高，需要有本钱效益的经济斟酌，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维护私有财产权和贸易好处的制度可能确有利于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创新活动。
然而，假如没有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技术发明在遇到瓶颈时可以利用科学来攻破瓶颈，那么，从教训为主的技术发明方法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给西方带来的技术发明上风将会是一次性的，西欧在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迎来一段时光的技术发现的速度加速当前也应当会像其余文化一样，技巧创造跟经济增加的速度渐趋停止。
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长期领先迅速转变为近代的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时发生在欧洲。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系统重农抑商，因而无奈把工匠的技能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办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起因。
钱文源等人则强调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同一不容异说，阻碍了现代科学实践方式的发展。
可是，事实上中国重农抑商和正统意识状态对科学的妨碍并非那样相对；而且在科学革命前夕的欧洲，政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好（Monter，1985），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迷信革命前驱须要冒生命的危险，与固执不化的经院哲学家以及强盛的教会权势作奋斗。
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克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供给的特别鼓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斥好奇心的蠢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做作景象的发明仅能停留在依靠偶尔察看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量变为依附数学和把持实验的现代科学。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举考试，分辨针对不同能力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但很快考试的规模就缩小到以“进士”科为主（Miyazaki，1976）。
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美，测验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最基础读物的儒家学说范畴内。
这使得无数有禀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神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控制文字表述的才能，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包含数学和事实生涯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艺的学习。
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地区辽阔，从处所官员到中心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获得相应学位以及仕进资历的人，必需在剧烈
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标准来行事才干取得提升，因而，也无暇进行其他知识的摸索，中国明代科学家的人数因而少得可怜。
由于不发生西方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在西方科技一日千里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曾经拥有光辉成绩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政治位置一泻千里，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呈现宏大的逆转。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