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赏析★中西文化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严复《论世变之亟》(1895)★文化观念中体西用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
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
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
★教育变革变革科举制度材料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梁启超:《变法通议》。
变革科举制度材料二: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求难。
……科举之为害,关系尤重,……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今纵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二九。
兴学材料一: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
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
……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
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
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
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
——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第三》。
★文化事业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
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
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宗教材料一:外国教员不得讲宗教,……如所聘西师系教士出身,须于合同内订明:凡讲授科学,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违者应即辞退。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湖北学务处本。
材料二:三教流传中国,民之习释、回二教者日久相安,不闻有争教之案,独于基督教则深恶痛绝,以为邪说。
使果知基督教天堂地狱,本诸释氏;七日礼拜,同乎回教;我之外毋别有神,亦犹释氏惟我独尊、回教专拜真神之意,则待基督教人一如待释、回两教之法,自然相安无事。
——李纲己辑录:《教务纪略》例言材料三:国家怀保群黎,惟恐一夫不获,是以不论民教,一视同仁,正直荡平,无偏无党,……迭经通饬各督抚剀切劝导,务使民教相安。
……至各省教堂教士人等,仍著各该督抚严饬地方文武各官懔遵前旨,随时防范,实力保护,如有贻误,决不姑宽。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导论一、“文化”的概念界定二、中国近代文化三、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目前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约有200多种。
【美】克罗伯、克拉克洪《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收录了166条文化的定义,分别由世界上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界定。
■泰勒(1871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理、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属描述性的定义)■亨廷顿(1945年)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而后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属遗传性的定义)中国最常见的一种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财富,即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意识形态的成果。
————《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二、中国近代文化1、起止点问题(1)起点的争论:宋元说;明末清初说;1840年鸦片战争说(目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观点)(2)下限问题的变化: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目前取得共识的观点)2、内容范畴(狭义)是指观念形态上的文化,是与近代政治和经济相对应的文化,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
具体来说,是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宗教、习俗等领域的有机结合。
三、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1、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对“文革”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2、研究热点及重点(1)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2)对洋务思潮的评析(3)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争议(4)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5)学术史的研究(6)社会文化史的研究3、研究成果简介(1)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耿云志:《胡适思想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宗教问题的研究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学术史的研究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龚书铎主编、李帆、史革新、张昭军撰写:《清代理学》(上中下三卷本),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刘志琴等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学术团体学术派别研究的成果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范铁权:《体制与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文化机构方面的研究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区域文化史研究巴蜀、齐鲁、燕赵、湖湘等区域文化研究第一讲近代文化发展历程综论(1840-1919年)(一)起点与转折点1、起点:1840年鸦片战争思考:中西近代文化起点的不同2、转折点: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此次合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
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二)历程分期:1840年鸦片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资产阶级新文化萌发、准备阶段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919年五四运动前:资产阶级新文化形成发展的阶段第二讲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背景下的文化论争回顾近代以前西学东渐的历程一、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一)三次较大的论争1、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京师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之争。
奕訢“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
……现拟添设一馆,……延聘西人在馆学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
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
数年以来,必有成效。
”张盛藻认为科甲正途人员的责任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技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则寇可灭”。
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杨廷熙上奏罗织同文馆十大“罪状”,对其进行全面攻击。
奏折称当时旱灾是因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洋人之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
……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
”2、19世纪80年代修筑铁路之争。
刘铭传于1880年奏请修筑两条铁路。
“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不可缓之图。
”举借洋债修筑铁路。
张家骧指斥铁路有“三大弊”。
洋人可乘铁路到处往来;修铁路会毁坏田亩、房屋和坟墓,滋扰民间;铁路兴而使轮船倒闭。
李鸿章给予反驳,提出修铁路有“九大利”,决不是“用夷变夏”的坏事,而是“利国利民,可大可久”的富国强兵之道。
支持刘铭传的借款筑路的建议。
刘锡鸿认为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3、19世纪中期派遣留学生之争。
容闳向曾国藩等洋务大员建议由政府派遣留学生。
曾国藩和李鸿章奏准自1872年始派遣幼童留美,每年30名,至1875年共120名,学习军政、船政、制造诸学。
陈兰彬认为留学生沾染洋习,有违圣道,于是上奏清廷,要求撤回留美学生。
这在国内引起争论。
1881年留美学生分三期撤回。
(二)评价此时期的中西文化论争冲击了守旧思想,尤其是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
论争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制造了舆论,有利于近代讲习西学风气的形成。
当然这种对西学的认识还很肤浅。
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中西文化论争只涉及到要不要学习西方物质文化等层次较低的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
中体西用论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最初思想模式,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二、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与守旧派(守旧派包括顽固派和洋务派)(一)论争焦点:1、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1)维新派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与腐败,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
(2)守旧派则坚持君主专制是万古不易的大经大法,是开天辟地以来最完美无缺的制度,西方国家的政体是“荒谬绝伦”的。
康有为:“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
”谭嗣同:引用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话“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严复的《辟韩》《原强》等论述了君主立宪政体的优越性,实施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王仁俊:“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
2、民权平等与三纲五伦之争(1)维新派对三纲五伦观念进行了激烈批判,提倡民权、自由、平等的新型道德原则。
(2)守旧派竭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将其视为永恒不变的精神教条,对自由平等思想极端仇视。
谭嗣同抨击最为激烈,斥责三纲五伦是束缚人心的“网罗”,号召“冲决网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