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摘要：20 世纪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深刻地触动了当代民族主义的神经, 促使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本文通过对全球化时代下民族问题的研究，说明民族主义发展对当代世界和平发展，对现代国家建设，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从而多方面了解民族主义，能更好的使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服务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更好的促进世界和平。

关键词：民族主义全球化现代国家国家认同一，冷战后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在18 世纪末, 以北美人民赢得独立战争创建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国发生大革命并建立法兰西共和国为标志,民族和民族主义获得了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大众政治形式、意识形态概念以及全等于享有主权的人民即国家的确切词汇语义。

此后,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政治动员话语和建国运动形成世界性的浪潮,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20 世纪中期亚非拉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 欧洲国际体系扩展为世界规模的民族国家体系。

在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和剧变导致冷战国际体系崩溃以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达致了全球化的规模, 世界由两极对峙的冷战国际体系进入了所谓全球化国际体系。

不过,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的同时, 该地区出现了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分离运动;而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了与民族、种族有关的地区冲突;另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摩擦不断出现, 甚至在发达国家也产生了根据价值观、宗教和移民问题提出以文化、文明为核心概念分析国际政治并强调文明的对抗性关系的理论。

于是, 所谓冷战后民族主义新浪潮成为学术研究的世界性热点。

从理论上说,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进程是相背的。

全球化的发展, 超越和淡化了民族国家的界限, 使民族国家受到削弱, 民族主义受到抑制;相反,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上扬, 也会使全球浪潮消沉, 使全球化进程受到阻滞乃自停顿。

然而, 20 世纪末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化态势日益明朗的情况下, 民族主义却表现得异常活跃, 民族主义强化的趋势也在发展。

二，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再兴起20 世纪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深刻地触动了当代民族主义的神经, 促使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 势头不减。

首先,全球化挑战民族国家主权, 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再兴。

冷战后, 全球化迅猛发展, 大大促进了各国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依存的程度, 不断超越着原有民族国家的界限, 从而冲击着传统的主权观念。

一方面, 全球化的深化, 使各种超国家的组织正在越来越地代国家的职权, 限制着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另方面, 全球化制定出来的规则成了国际法, 它们正在向干涉权、国际监护、人权和有限主权等概念转化, 逐步侵蚀着国家主权中领土专属权和处理内部事务中排除外部参与的原则。

虽然说, 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具有相对性, 为了国家利益让渡一定主权的做法得到了各国的承认, 但无论如何, 全球化客观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民族国家而言, 国界维护着一国的主权, 主权是拒绝与人分享的;全球化却是要打破国界、约束主权。

三，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对和平发展的影响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 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和平转为和平与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再兴的民族主义对和平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全球化而言, “是一把`双刃剑' , 它可以带来比以前多得多的财富、机会、发展与和平, 也可能扩大矛盾、差距、冲突和斗争)就民族主义而言它的作用的双重性, 使它对世界主题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首先, 民族主义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 要求摆脱外国掣肘,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在国际关系中各个民族要求平等权利和独立发展, 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这是有利于共同发展的积极因素。

与此相对的是, 民族利己主义则通过各种段向他国施加政治压力, 干涉其内政外交, 以达到控制他国的目的。

如发达国家在经济交往中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 利用自己在科技、资本等方面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屈从、依附于发达国家。

一些发展中国家便不得不在享受全球化巨大益处的同时, 借助于民族主义来抵御全球化对国家权威的巨大冲击。

此外, 为了争夺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控制权, 经济民族主义在国际经贸领域的主要形式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贸易战不断升级、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在投资产业方面的对外歧视性政策明显;资源之争日渐成为各国各民族权益之争乃至武装冲突的诱发因素。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 把意识形态问题、所谓的“人权”问题引进经济贸易关系, 并以此为借口, 动辄对他国进行制裁, 或以制裁相胁。

这些都破坏了国家间的正常经济联系, 影响国际贸易、资金流通和劳动力输出的正常运行, 使国际经济协调十分困难, 使国际经济合作受到严重干扰和阻碍, 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最终影响到世界发展。

其次, 极端民族主义往往过分强调本国本民族的利益, 竟相搞经济割据、相互封锁。

在经济上反对世界市场政策, 反对跨越国界的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 主张在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实行单向性战略, 不将全球化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 甚至不惜以一些激进手段来维护民族的生存权。

如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一些民族国家极度贫困这一问题来煽动民族国家的排外心理和情绪, 在民族、国家之间造成猜疑、仇恨、不信任感之类的隔阂对立, 制造紧张关系, 以致引起民族对立和冲突。

冲突使国内部政局动荡不安, 严重阻碍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

具有跨国性的冲突导致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受阻, 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导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

并使国际局势动荡不安, 产生了大批的难民和失业者, 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额外负担。

国际局势的动荡对引进外资、出口和对外旅游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国家外汇短缺现象更为严重。

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严重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

最后, 民族主义反对霸权、反对外来干涉, 主张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谋求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

这既是对大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否定, 也是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打击, 具有进步性。

当前, 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 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国际政治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政治对抗的时代, 使民族国家更多地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制定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有利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

而与此相对, 在全球化过程中超国家权力的强化、国际干预的加强, 为某些大国推行大民族主义、霸权主义, 干涉别国内政, 操纵国际干预提供了口实。

造成本属一国内部事务的民族问题, 成了国际势力干涉的对象。

而大国在实施国际干预时往往凭自己的好恶取舍, 拉一派、打一派, 实际已直接介入了一国的内部冲突。

大国采取干预时往往依仗武力而不是依仗权威, 这就失去了它作为调停者的公正性, 而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强权政治的色彩。

因此很容易引起干涉国被干涉国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使问题复杂化、困难化只能由这个国家自行解决, 国家间的民族问题、冲突也应该通过协商, 遵守国际法的准则和平解决。

利用民族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新干涉主义严重侵犯了有关国家主权, 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的威胁, 也从根本上动摇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成为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对现代国家的影响在民族主义研究中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modern-state）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之一。

一方面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几乎都是在近代欧洲社会起源并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从过程学的角度看，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都与现代国家密不可分。

在审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现象时会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似乎都带有一种“反国家”（anti-state）的特征，即以族群认同为基础背离原有的国家认同或寻求更大的自治权或谋求建立独立的国家。

这与近代国家形成时期民族主义在民族形成（nation-formation）与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中所起的大众动员等建构性（constructive）作用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与此同时针对全球化时代文化与认同日益多元化的情况，民族主义仍然是型塑与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选择。

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各种民族象征符在唤起民众对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方面并没有失去效用。

在多数研究现代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的学者和将民族主义视为近代社会特征的现代主义者看来，民族主义在国家形成与建设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现代国家特征的获得过程，诸如中央集权、主权、专业化的行政组织等。

语言文化的同一是获得这些特征的前提，而民族主义则是具有单一文化偏好的。

同样在大众民主体制下，精英需要在与其竞争者争夺权力时需要操纵民众以赢得支持。

而民众倾向于支持那些在情感上能够唤起对共同血缘、文化以及宗教认同的观点。

民族主义是最好的权力争夺工具。

从现代主义角度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

盖尔纳将民族主义视为由国家推动的文化同化过程，是形成现代“高级文化”的主要方式。

他从现代工业社会倾向于经济增长的角度认为，民族主义对单一文化的偏好有助于消除劳动力在交流和机械操作等方面的障碍。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资本主义这个利益分化的社会，资产阶级需要工人阶级的团结与稳固。

因此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发明和倡导以共同族群文化和历史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以消除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分化。

五，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快速推进的全球化在深刻影响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的同时，也使今天的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国家认同问题。

事实上，国家认同问题的凸显，正是全球化对民族和国家造成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

换句话说，国家认同问题凸显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着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在全球化中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是原有的非主体民族( 少数民族) ，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利益意识的觉醒和与国家、与其他民族的博弈能力的增强，进一步加强了内部认同，因而不可能在对国家的认同和对民族的认同问题上总是将国家认同置于优先地位。

如果某个民族群体的民族意识过于旺盛，对国家或其他民族群体缺乏认同，或者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明显高于、强于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就会产生一定的排他性，进而削弱或侵蚀业已存在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问题便随之出现。

二是新建构起来的民族群体虽然逐渐获得了民族的身份，但其所处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并不是由他们自主建立起来的，它们甚至都没有开展过维护该国家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行动。

因此，国家对它们来说显然是一种外在的存在。

尽管他们从国家那里要求权利的时候并不拿自己当“外人”，但它们在认同于该国家政治共同体以及为该政治共同体付出代价的时候，它们不见得一定会拿自己当“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