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创造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邢贲思，在2011年4月7日接受采访时总结中共党史走过的90年历程时说：“一部中共党史，90年的党的历史，如果简单地加以概括，也可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说“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 就是说,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 其中有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与解决的问题”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理论特质决定的，也是由中国近现代社会复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在这个过程中就必然要用新的思想观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 并使它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 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是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也就是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艰难的探索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最伟大的实践成果，它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在那这么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更要反思，更不能停止对历史的追问。
在那最为艰辛的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逐渐熟练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期间又是通过了怎样的理论创新？对当今世界又有何借鉴意义？……
党的一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紧接着党的二大在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之后党的三大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开展国共合作领导了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这期间，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段结构，论证了各阶段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大革命”最终走向流产。
其实“大革命”的失败，很早就暴露出照搬照抄苏联革命的城市中心模式，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必然要失败的。
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而且强大的敌人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行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选集》第2卷）也就是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毛泽东选集》第2卷），还认识不到“大革命”的失败是苏联革命城市中心模式的失败，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接着又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
这些起义不但没有达到占领中心城市的目的，反而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到进一步的削弱。
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该这么走？这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山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创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在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者作斗争过程中，毛泽东于1930年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的著名论断，明确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们党内部盛行起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圣神化德错误倾向”，之后，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又两次在全党占领统治地位。
一次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一次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
两次左倾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最后不得不进行长征。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初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为我们党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军事路线。
之后，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中从哲学的高德肯定了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际上解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
随后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较早的系统论述。
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以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毛泽东选集》第3卷)。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代表着马克思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1945年召开的七大，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
路线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提出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刘少奇在党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进一步
论述，并对“毛泽东思想”作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论述。
新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的确立，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发展到新的阶段。
“七大”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了党的路线；提出了把毛泽
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不仅使党领导人民革命胜利有了“导航仪”，而且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范围内获得了其指导思想的地位。
中国革命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逐步走向胜利。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会发现一条清晰的历史轨迹，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好，中国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改革事业就发展得比较顺利；什么时候两者的结合不那么恰当，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很大的挫折。
让我们紧紧跟随这条轨迹，发扬理论创新精神和理论创新传统,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