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

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

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

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作《货殖列传》”。

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

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

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

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

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

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

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

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他指出，“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重赏；“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不避法禁”“其实皆为财用耳”；“赵女郑姬，设形容”，“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渔人“犯晨夜，冒霜雪”，猎人“不避猛兽之害”，为的是获得能够满足他人口腹之欲的商品。

一句话，一切“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人一切活动的动因，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求富求利。

总之，“欲利”是商业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

（一）商业对国家的重要性太史公说，《周书》上说过“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意思是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是国家的根本。

这四方面若是发展得好，“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这充分说明了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四业并重，反对秦朝以来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重本抑末”政策。

从战国时期的商鞅起，就开始鼓吹“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

这个口号，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提倡、所遵行。

在统治者们看来，商人不是劳动者，他们不创造财富，不像那些附着于土地上的顺民那样男耕女织，那样一尺布、一斗米地立竿见影。

长期以来他们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

但是司马迁却认识到农、工、商、虞四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经济结构，而商业又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没有商业就不会有流通，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他高度赞扬了工商业者们的卓越才能，赞扬他们对国家社会所做的贡献。

在当时，司马迁敢于充分肯定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公开赞扬那些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而被称为“末业”的人们，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直到司马迁死后的一千七百多年，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才在清朝初期又提出“工商皆本”的口号。

司马迁还认识到了物质的丰富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们的道德素质和社会的安定与否。

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经济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决定经济，这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

他还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意思是家有千金的人不会去作奸犯科，以身试法。

这更说明了经济对社会治安的作用。

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自然会安心生活，社会也就平稳和谐。

虽然司马迁这样的观点有些机械和偏激。

但是不能否定经济对社会对政治的重要决定作用。

司马迁还通过对范蠡计然之计重振国威、一雪前耻的故事，说明了经济对国家安全和军事的重要性。

越王勾践依计行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

（二）商业对个人的重要性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有“素封”之说。

“素封”指的是虽然没有“秩禄之奉，爵邑之入”，但是有“千金之家”，而且“具万者乃于王同乐”的人。

这样的人即使不是贵族，没有贵族的俸禄，却和皇帝一样的富足快乐，所以称之为“素封”。

“素封”之人，在《货殖列传》中即那些商户大贾。

司马迁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

权势和地位总是同财富紧密相连的。

《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

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连孔子的扬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

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

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以上的事例均说明，司马迁意识到了，商业给一个国家和民众所带来的益处是实际利益，并且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组成部分。

不论是从社会稳定还是国家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来看，商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货殖列传》中还对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了简略的陈述。

他意识到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自发调节作用。

认为价格是市场供求的晴雨表，社会产品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必然引起价格的上下波动，“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也就是说，商品价格低时，供给短缺，就会导致价格上涨，从而价格趋高；商品价格高时，就会出现供大于求，导致价格下跌，从而价格趋低，这样价格就可自发地对生产、供求和流通起调节作用，国家不必加以干预。

这与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不谋而合。

这种类似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经济思想还表现在财富分配方面，主张按照市场机制自动分配利益，“富无经业，货无常主”，在这些领域中通过诚实劳动而致富，都是正当的、合理的，故“贫富之道，莫之予夺，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这正是市场经济对社会资源及财富自发调节的具体显现。

区域经济司马迁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区流通，所以他特别重视地区之间的往来和都会的商业中心作用。

《货殖列传》中提到，西汉已形成了五大经济区域：一是关中经济区。

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四川。

在这个经济区“自（今陕西陇县南）、雍（陕西凤翔县南）以东至河（黄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好稼墙，殖五谷”。

交通便利，商人云集。

二是三河经济区。

西汉以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区。

“昔唐人都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尧都晋阳），殷人都河内（指黄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黄河以南的洛阳）”这个经济区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民风勤俭朴素。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业中心。

三是燕赵经济区。

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

燕、赵“有鱼、盐、枣、粟之饶”，物产丰富。

赵都邯郸和燕都蓟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商业城市。

四是齐、鲁、梁、宋经济区。

包括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

位于泰山北面的临淄，是齐国故地的商业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

而鲁国故地则“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巨野，是梁、宋两国的故地，人民多务农为业，善于储藏备荒。

五是楚、越经济区。

包括现在的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

司马迁把这一经济区又分为西楚、东楚和南楚。

西楚，从沛郡西至荆州。

这里“地薄，寡于积聚”。

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陈（今河南睢阳），又“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东楚，包括现在的徐州（彭城）、扬州和苏州地区。

司马迁的区域经济理论虽不成形，但是比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著于1826年的《孤立国》中提出的经济地理理论早了一千多年。

致富的方式与方法司马迁虽然在《货殖列传》中一再强调财富的重要性和巨大的作用，但也一再鼓励国家和人民去抛开虚伪的封建道德观去追求利益，但是他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他认为靠奸巧，甚至是违法而致富是不可行的。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他还提出他自己认为是正当的致富道路。

他在《货殖列传》中也确实提出了多种致富道路。

他详细地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了致富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纳如下：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就已经看到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太公望认识到营丘人民少，土地盐碱化严重，不适宜种粮食，于是让女人去刺绣、做衣服，做一些价值昂贵的奢侈品，如同现在倡导的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产品利润，结果齐国的鞋子、帽子、衣服畅销天下，国力强盛，各国不得不敬而畏之。

想人之未想，出奇制胜。

司马迁多次提到要致富必须出奇制胜。

出奇就必然要冒一定的风险。

蜀地的卓氏，舍近求远迁徙到临邟，就是因为他看见临地区土地肥沃而且人民善于交易，容易买卖。

在《货殖列传》的末尾，司马迁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心诚才能致富。

只要专心致志于一项事业，不管是耍把戏的、卖浆的、掘冢的，都可以致富。

结论综上所述，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了私人工商业者们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们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

司马迁论货殖，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现在的商品经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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