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1-12-24
作者简介:陶家柳(1963- ),男,江西波阳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教育学。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陶家柳(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7)摘 要:《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第一次把经济方面的史料收入历史书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今制订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02)04-0072-05
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但是他还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一点就不是广为人知的,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传世杰作《史记・货殖列传》一章内,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涉及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自此以后,历代史学家写史书时,都专门辟有《食货志》一章,记载当朝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为后世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从这点来说,司马迁足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他的《平准书》也稍微涉及了一点,这里我们存而不论,本文仅就《货殖列传》谈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人类求富合理论物质财富本来是人们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可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财富二字就像瘟疫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如孔子提出“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最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却最被人厌弃,看起来很滑稽,其实,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愚民政策,因为如果人们“安贫乐道”,不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
就不会犯上作乱,统治阶级的宝座就稳如泰山。司马迁和这些人唱了一曲反调,他明确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的本性,天生就具有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1](P3256)不光是穷人求富,富人也希望更富,“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因此求富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是正正当当,符合事物之理的。在肯定了求富的合理性后,司马迁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芸芸众生求富图:
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堆埋,劫人作奸,
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尔。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契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第22卷第4期2002年8月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OFSHANGRAONORMALCOLLEGE Vol.22,No.4Aug.2002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阮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设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1](P3271)司马迁举了这么多例子,旨在说明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学而会的,这当然有他的进步性,如他所说,隐居岩穴之士固有清高傲世,不愿与俗人同流合污之人,但也不乏通过隐居而求名求利的人,正如前人所说的那样:藏之深山是为了扬名四海,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揭示了一部分隐士的真正面目。但是,除了进步性之外,司马迁的求富理论也有它的缺陷,如他把一切人的求富动机混同在一起了,而没有看到他们的阶级差别,统治阶级求富是为了过骄奢淫逸的生活,而贫苦的老百姓们如“医方诸食技术之人”,追求财富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温饱。尽管如此,但他引证事实,驳斥了儒道两家有关经济问题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唯物论的光辉,这是应当肯定的。在求富问题上,司马迁还提出了一个卓越的思想,也就是经济实力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势,换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实力,政治上不可能有地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既然是客观规律,不可能加以改变,那就必然会造成人们竞相求富,以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在求富问题上,司马迁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在解释财富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作出了片面的理解,“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1](P3255),为此,他列举了陶朱公(范蠡)的例子,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给贫困的人们。基于此,他把财富和伦理道德完全等同了。事实上,富人不一定道德水平就高,而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少的,我国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与司马迁完全不同的观点,即“为富不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二、农工商虞并重论中国古代一直是实行重本抑末政策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从战国到清朝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商业一直摆在末业的地位,商人的声誉也就低得不能再低了。统治阶级从经济上严酷打击商人阶层,如汉武帝时期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和盐铁官营,断绝商人发财致富的途径,另一方面,还加重对商人征收税收,把商人已经得到的财富尽量掠夺走。在政治上,统治阶级也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规定商人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不准做官,把商人列入另册,和罪犯列为一类。司马迁是如何认识商业和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的呢?“夫山西饶材、竹、谷、纟卢、旄、玉石;
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丹砂、犀、王毒瑁、珠玑、齿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民而食之,虞而出之,商而通之”[1](P3254),他
把商业和农业、牧业、渔业等并列在一起,认为农业生产粮食,可以养活人民,牧业可以生产牧畜,供人食用,而商业呢,它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沟通各地的商品流通,使它们互通有无,“以所多易所鲜”,山西的人用他多余的竹、谷去换山东的鱼盐,各得其所,得其所欲,这全靠了商业的功劳。司马迁还引用《周书》来进一步说明商业的重要性,“农不出则乏其食,
工不出则乏其事,上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从这段话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司马迁重视商业的思想。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司马迁认识到了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越多,付出的劳动越大,所得到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即“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司马迁的这种财富源泉的思想比一千多年后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配第的观点还要进步,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司马迁的思想比配第高明的地方在于,司马迁所谓的自然资源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山林、水泽等。针对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对商人的贬低,司马迁为商人正名,他认为商人并不都是奸滑不轨之人,
其中也有许多商人道德修养比较高。司马迁为他们作了传记,树碑立传,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宣曲任氏,富至千金,但任氏家法严谨,“然任公家约,非田蓄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1](P3286)。任氏富裕而不奢侈,因此成为众人的表率。又如无盐氏,在国家急难之时,解囊相助,“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1](P3280),这样解
国家危难的商人不仅不应歧视,而且应当受到尊敬。
37 第4期 陶家柳: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三、致富多道论司马迁提倡人们追求财富,但不是提倡人们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财富,他特别重视以农业致富,
提出了致富的指导思想,“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这里他强调要靠农业生产致富,这才是上策,
前面我们已经阐述司马迁是很重视商业的,那与他的重农思想是不是矛盾的呢?我认为不是,因为司马迁的重商本来就是在重农基础上的重商,他并没有否定农业的重要性,也没有把商业放在比农业更重要的地位上。因此,他提出的以本致富的思想并不违背重商思想。根据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特点,司马迁又提出了行业致富优劣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专业,贫者之资也”[1](P3274),在这里,他提出了致富的门路是商业为
上,工副业次之,农业为下。我认为这并不是司马迁在提倡大家都去走末业致富的道路,而只是一种客观的表述,接着司马迁阐述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那就是农业生产周期比较长,资金循环慢,而商业流通周期较短,资金循环比较快。对司马迁这一思想,
我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胡寄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资本周转速度这个概念能被一位生活在两千年前的思想家意识到,这在全世界的经济思想史上也是极不寻常的事实。”[2](P208)
司马迁是怎样解释产生贫富差别的原因的呢?
他认为“巧者有余,拙者不足”[1](P3255),他把产生贫富
差别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手段的高明与否,具体地说就是人的聪明或愚笨。我们知道,贫富差别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排除了这种联系,就不能正确地得出起初原因,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司马迁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之中。司马迁关于本末致富的道路问题,还有一个经济思想,那就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P3280),用现在
的话来说,就是通过经商发财致富,然后用得来的钱购买土地,由商人一变而为地主,或者既是商人又是地主。司马迁的这一经济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从此以后,中国的商人一般都是地主,因为经商所得的钱财是浮物,一旦遇上什么变故,万贯家财就很可能化为乌有,而土地是固定的财产,烧不毁,搬不走,只要不经过巨大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土地就可以世代继承,因此商人都愿意购买土地,以至这一做法影响到后来的官僚,他们也用搜括来的钱财,去购买大量的土地,使得官僚和地主集于一身,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庞大的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网。既然司马迁反对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致富的目的,他就必然会提出他自己认为是正当的致富道路,事实上,他在《货殖列传》中也确实提出了多种致富道路。“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1](P3277),他详细地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了致富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不外乎下面这些:1.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就已经看到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P3255)太公望认识到营丘人民少,土地盐碱化严重,不适宜种粮食,于是让女人去刺绣、做衣服,做一些价值昂贵的奢侈品,如同现在倡导的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产品利润,结果齐国的鞋子、帽子、衣服畅销天下,国力强盛,各国不得不敬而畏之。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贵的,须知汉朝正强调以农为本,实际上也就是粮食生产为本,而司马迁竟然提出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适宜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不必整齐划一,这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而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寡妇清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去生产丹药,这也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宜的一种表现,试想,如果寡妇清不生产丹药,而从事农业生产,一个寡妇能有多大的力量去种植粮食,不要说致富,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当前,政府强调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宜发展何种作物,就广泛种植何种作物,以时常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实际,才能有所收获。2.想人之未想,出奇制胜。司马迁多次提到要致富必须出奇制胜。出奇就必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对此,司马迁有非常明确的说明“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书,终不告之矣”[1](P3259),这就是说经商要有大智大勇,能当机立断,敢冒一定的风险,否则要想致富是不可能的。 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