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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司马迁的农业经济思想

博士□ 基地班硕士□

硕博连读研究生□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

学术型硕士√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同等学力在职申请学位□ 中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

高校教师攻读硕士学位□ 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研 究 生 课 程 考 试 试 卷 封 面

(课程名称: 中国农业经济史 )

学位课√ 选修课□

研 究 生 年 级、姓 名 2012级王冰洁

研 究 生 学 号 2012050769

所 在 学 院(系、部) 人文学院

专 业 学 科 中国史

任 课 教 师 姓 名 杨乙丹

考 试 日 期

考 试 成 绩

评 卷 教 师 签 字 处 浅谈司马迁的农业经济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历来为众多史学爱好者所青睐,尤其是史学界的专家抑或是学者,都将之奉为经典。因此《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丝毫不为过。而《史记》中也包含了司马迁的诸多经济思想,近年来成为《史记》的研究热点。其主要体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一卷中。由于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所以古人的经济思想离不开“农”字,本文就着重探讨一下司马迁的农业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 农业 经济 思想 货殖列传

【正文】

一、重农思想

重农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战国时期,我国已形成以“重本抑末”为核心的重农思想体系。西汉中期,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工商业逐步繁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提出农商并重的经济观点,与正统的农本商末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是指农业,以农业致富,称之曰“本富”。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决定性的社会生产部门,产生以农为本的思想是很自然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称“本富为上”也合情合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西汉王朝管辖的中心地区划分为五大区域,介绍各地区的经济和风尚,而且总是将好的风尚与重农相联系。关中地区“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稿,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梁宋之地“昔尧作(游)〔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毫。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稿,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流露出崇尚农业的情感。司马迁所说的“末”是相对“本”而言,主要指手工业和商业。他虽将工商业称为“末”,但不将“末”视为“奸”,故有“末富”和“奸富”之分。这与将工商业者称为“五蠢”之一,或说其“行淫侈”,主张对“末业”大加贬抑的韩非、贾谊等人有很大区别。司马迁区分“末富”与“奸富”,也就将贬抑之意从末业中取消了。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的贤人多是秦汉之际的盐铁商、粮食商和畜牧商。太史公还说农工商各业各有其用,缺一不可,所谓“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并且观察到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马迁认为农业与工商业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与当时流行的重农抑商观点相比,司马迁的重农而不抑商的思想独树一帜,富有创见,这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今天看来也不乏正确性。只可惜这种农商并重的经济思想被重农抑商的封建正统思想压制着,难以发扬光大。封建地主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强制关系上的制度。西汉中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日益强化,商品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膨胀必然大量吞并自耕农,危及封建统治,所以,重农抑商的呼声很高。司马迁农商并重、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但它和日益强化的封建专制主义格格不入,所以,直到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增长和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封建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才逐渐受到一些进步思想家的重视。

二、农业区划思想

《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秦汉时的国土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及龙门、竭石以北等四个大区,每个大区中又有若干小区,描述其自然条件和经济特征之异同,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点。

1、山西农区

这里的山西是指晴山以西。太史公认为,在这一地区,关中沃野千里,大禹作贡时己定为上等田地,其人有周先王遗风,好稼稿,殖五谷,农业经济发达;巴蜀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饶,号称“天府之国”,其富庶可比关中;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经济方面却颇具特色,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其东毗邻农区,属农牧过渡地带。山西地区“于天下三分之一,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马迁依据自然条件,参考政治、经济诸因素,将关中、巴蜀及天水、陇西等西北诸郡相提并论并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作出大致估测,是农业区划方面的创举,意义深远。

2、山东农区

峭山以东的三河地区(今河南、山西一带),三代时期农业经济发达,曾是都国诸侯聚会之地。经数千年开发,秦汉时已地狭人众,农业生产有所衰落。齐地膏壤千里,适宜种植桑麻、五谷,多鱼盐之利,人民富足,邹、鲁等地的蚕桑业也颇为兴盛。山东是西汉重要农业区当时曾从山东潜粮至京师,每年达百余万石,最高时可达四百万石。但秦汉强干弱枝,致力于关中农业发展对山东农区支持不力使其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黄河水患加剧,加之土地多斥卤,总体农业生产水平已逐渐不及关中。司马迁对此认识深刻,论述精当。

3、江淮农区

江淮以南是当时尚未充分开发的稻作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耨”。司马迁注意到,江南气候湿热,河流湖泊众多,植被丰茂,人口稀少,采猎捕鱼亦可谋生,无饥谨之虞,故当地人不重积蓄,农业生产也比较粗放。

4、龙门、褐石以北农区

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间,碣石旧说在今河北昌黎,今说在辽宁绥中。司马迁认为龙门——碣石为战国秦汉时农区与牧区之间的分界线。汉武帝北拒匈奴,开通西域,西北渐次得到开发,成为秦汉时新拓展的重要农牧区。这里草原辽阔,宜于畜牧,加之秦汉鼓励民众畜牧边县,许多大畜牧主先后于此起家,有的养畜数量很多,“畜至用谷量马牛”。汉代马政亦集中设置于河西六郡。畜牧经济发达、牛羊千百成群是这一地区的显著特色。

总而言之,司马迁农业区划的思想,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以自然条件、经济特征的差异性或相似性划出四大农区,又以大同小异划出若干小区,保持一个地区内社会习俗的一致性及一定政治区域的完整性,是太史公“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对今天的农业区划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农业经营思想

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均从经国济民的宏观角度谈论经济问题,且对商品生产一般都缺乏详细论述,唯司马迁着重微观经济的考察,总结了经营农工商各业、增殖财货的经验,指出经济问题的实质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史记》的行文叙事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农业经营管理有独到见解。

1、从事商品性农业以逐利求富

小农生产规模狭小、自给自足,谈不上以本业致富。财货增殖是与商品性生产相联系的,司马迁所言“本富”的含义,实际上指以燕利为目的而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以田畜致富的事例,指出:如果具备一定财力,经营得法,从事农业亦能富比封君。司马迁说,宣曲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而致富:桥桃畜牧边塞“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卜式牧羊十余载,“羊致千头,买田宅”。其共同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形成了一定规模并与市场相联系。秦汉时期农业商品生产有很大发展,果蔬、林木、畜牧、染料生产的商品化倾向最为明显,许多经营者由此发财致富。司马迁注意到了这些经济现象,提倡农商并重,合理经营,以本致富。

2、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货殖列传》集中表现了司马迁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息想。“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系根据地势高下和资源察赋安排生产;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列举出各个地区在特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所形成的大面积果品、桑麻及林木生产;“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危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则是根据土地位于大城市郊区的优越条件,选择适当的经营项目。上述多种经营内容显然是与商品性生产相联系,不论是从事规模性的畜牧、渔业还是地方名产的生产,目的均是为了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司马迁还揭示出农业商品性生产的收入与土地所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距城市较近的土地能给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如果能在大城市郊区拥有千亩良田,不论种植粮食,还是种植蔬菜、染料作物,其收入均能和千户侯相比,年收二十万钱。

3、农产品贸易要用奇斗智

古代商品活动以农产品贸易为主,今天看来仍属农业经济学范畴。司马迁说,“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若投入资金从事农产品贸易,就应运用智巧,饶时争利。其关键是抓住农产品市场的供需特点,赚取利润。农产品供给量增长有年度差异性。不同年份收成不同,应进行行情预测。司马迁引述“计然之术”关于农业丰歉循环论的观点,认为农业经营应利用水早交替循环的自然规律,选择经营项目。同时还指出社会因素对农产品价格也有影响,他举例说,战乱之年,民不得耕种,粮价上涨,任氏囤积居奇,以此致富。司马迁还认识到农产品生产有季节性而市场需求却是常年性的,他说,白圭治生,乐观时变,“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利用农产品供求变化关系,掌握季节差价,或进或出,从中获利。太史公注意到农产品市场中的鲜活商品流通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严格的保鲜性,应减少周转环节,加速流通,“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可见司马迁深刻了解经济问题,针对农产品市场的若干特点,提出经营原则,有些地方已达到规律性认识。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我国古代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他的那些切合客观实际的经济思想和主张买就是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也可以被称为一名优秀的具有前瞻性的学者,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2、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3、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樊志民,《中国古代农业区划研究》,《中国农史》,1991年第1期。

5、上海科学院经济所,《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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