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现代文学审美“导论”）
60年中国当代文学，农村或乡土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和叙述对象，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
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乡土中国”；另一方面，中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农民。
乡土文学不但有本土文化的依据，还有政治依据，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有两次重大转移：1940年代初期的“农村题材”选择，1980年代初期的“新乡土文学”崛起。
1、解放区乡土小说的乡村叙事“农村题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这个历史的必由之路，解放区乡土小说有精彩的表现。
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反映或者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乡村中国的文学叙事，这个时期被“农村题材”取代。
后来当代文学的关于乡村中国的书写模式都源于此。
史诗性风格是共同的追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风雷》《艳阳天》《金光大道》都如此。
“农村题材”乡土小说显示的中国主流文学思想倾向和审美取向的重大变化：民粹主义的民众崇拜与暴力美学崇拜。
但“农村题材”乡土小说很快出现了问题，相关思想路线没有引导中国农民找到希望的东西。
1979年开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首先提出问题，1980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陈奂生上城》，1981年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再现了乡村中国的蒙昧景象，乡村中国文学叙事的历史传统被激活了。
2、1980年代中外文学经典的再确认与“新乡土文学”的崭新图景
1980年代初，世界文学经典再版被抢购的狂热。
世界文学对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
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乡村生活的描摹，意大利小说家维尔加对故乡西西里岛低层生活的叙述、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对俄罗斯广阔的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以及拉美“暴炸文学”对古老的民族传统和神秘地域的神奇记载等，都给当代中国作家以启示或灵感。
莫言的观点。
朱大可的“马尔克斯语法”术语（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6期《马尔克斯噩梦》）外国乡土小说影响带来的新变化：阶级斗争退出，代之而起的是对中国乡村历史多重性的发现，民众乡村身份和精神危机的发现，诗意家园的不在，关注乡土民众精神上的蛮荒现实。
诸如1990年代发表的最有影响的乡土小说：《白鹿原》《羊的门》《万物花开》《丑行或浪漫》《受活》《白豆》《我的生活质量》《妇女闲聊录》《苯花》《上塘书》《秦腔》《空山》《吉宽的马车》《湖光山色》《白纸门》《高兴》《一句顶一万句》等长篇小说，构成中国当下“新乡土文学”的崭新图景。
中国主流文学的根本变化，最重要的特征表现在：对乡村中国“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发现；乡村叙事整体性的破碎。
乡村中国“超稳定文化结构”：指在中国乡村社会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等的一直延续。
当代政治文化的不断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乡村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
如铁凝的《笨花》。
有文学冲击力的当下乡土小说，是对乡村中国书写和表达的小说，如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叙述的故事，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几十年。
文革和改革开发两个时期，传统的民俗风情仍在延续。
3、乡村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乡绅”阶层消失的文化意义
“乡绅”阶层在中国乡土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类似西方市民社会。
作为非政府、非组织的“乡绅”阶层，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中，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民众中有相当程度的文化领导权，。
它的被认同已经成为乡村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家长、族长、医生、先生等，对自然村落秩序的维护以及对社会各种关系的调理，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白
鹿原》中的白嘉轩。
《赤脚医生万泉和》中的赤脚医生万人寿和万泉和。
历史发展与合目的性假想的疏离，即设定的历史发展路线出现问题后，真实的乡村中国并没有完全沿着历史发展的“路线图”前进，因为这条路线上没有找到乡村农民需要的东西，这种情况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难以整合的历史叙述就出现了。
这种乡村整体性叙事的碎裂，阿来和贾平凹的小说最明显。
阿来的《尘埃落定》与《空山》演变轨迹。
贾平凹《鸡窝洼人家》等代表的早期作品与《秦腔》（引生、白雪、秦腔与清风街的故事）的区别。
对“现代”神话的质疑，对历史主义的思考。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去历史化”小说的特点。
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
亚里士多德认为伴随着城邦制度，人类政治性行为其实就两种：行动和言语。
城邦公民最关心的是交谈。
现代之后，交谈是意味着亲近、认同、承认的交流，说话成了生活的政治。
结论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从‘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它告之我们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支配文学的时代终结了。
如果说在这些文学中也不可避免地隐含了某些政治因素的话，那是作家主体选择的结果。
而我们更多看到的，则是乡村中国绵延不绝的本土文化的脉流。
”（孟繁华200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