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
学科：西方政治思想史
任课教师：苗扬
班级：09级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姓名：归翔宇
学号：200902010065
2012年5月19日
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自我保卫；权利让渡；理性
摘要：社会契约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种思想，对于国家的起源、发展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对于社会契约论本身的探讨，则也是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的逻辑起点，进而阐释出社会契约论所蕴含的特殊的意义。

一、社会契约论的发展脉络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种思想，其发展与演变直接影响到西方国家特别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

而其中提出的一些原则，不仅仅被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所吸收，特别是关于人民主权理论的叙述，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契约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著名智者普罗泰戈拉。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家那里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特别是到了近代，经由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人的论述，社会契约论思想得到了极大地发展，特别是在卢梭那里，社会契约论思想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观点被系统化理论化具体地提了出来。

从此，社会契约论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其魅力，而其中的很多理论，甚至被现代国家所吸收。

一部社会契约论的发展史，是一部人们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述说，也是一部人类理性的自我发展史。

二、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
研究一种理论，不仅仅需要从字面意义去考察，更重要的需要从其最初的起点也就是其逻辑起点来进行研究。

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尽管在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但归根到底还是有着一脉相承的一些“共识”,我称之为“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即：自我保卫与权力让渡。

这两点不仅仅是社会契约论产生的重要原因，亦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内容。

对于这两点的探讨，则构成了对于社会契约论逻辑起点的整个行为。

（一）、自我保卫
纵观所有时期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其产生之初无不基于人类的自我保卫。

因而我将其作为社会契约论逻辑起点的第一点。

社会契约论滥觞于古希腊时期，可以从普罗泰戈拉对于国家产生的论述中初见端倪。

柏拉图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对此有过描述：“……人类一开始是分散居住的，为了保卫自己免受野兽的攻击，便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城邦。

然而由于缺少政治技术，人们经常相互侵害，于是宙斯便派赫尔墨斯给人们送来了尊敬和正义，分配给了所有人，以之作为治理城邦的原则、友谊与和睦的纽带，社会和国家就这样产生了。

”
在这里，普罗泰戈拉以神话的方式说明，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技术和智慧，城邦既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起源于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

人类为了避免遭受各种各样的侵害聚集在一起，根据“赫尔墨斯送来的尊敬和正义”组成城邦，产生国家和社会。

这可以看作是社会契约思想的先驱。

而到了霍布斯那里，这种思想则被继承与发展。

在霍布斯看来，人类最初有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但又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

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进行自我保护，人们便彼此之间相互约定：大家都放弃自己的全部权力并把它交给一个人或有一些人组成的会议，使他们担当起他们的人格，并且承认他在公共和平与安全的事务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同意的。

由此人们从自我保护到签订契约并最终形成国家。

此后的洛克与卢梭也大抵遵循这个思路阐述社会契约思想。

在这里我们看到，社会契约论的倡导者基本上都赞成社会契约的产生是源于人们的自我保卫，也就是人的天性。

在普罗泰戈拉那里，人们的基于防止野兽的侵害结合成团体并形成最初的国家，虽然他用的是神话的叙述方式，实际上这里蕴含这么一点：人类的天性中蕴含着趋利避害的本性，但是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人们所采取的方法是非动物式的，人民组建社会，形成国家，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自我保卫的本能了，而是一种在理性推动下形成的人的自我保卫活动。

只不过在古希腊时期，人们还没有摆脱自然神话的窠臼，对于一些问题的叙述还是习惯于神话式的表述。

而到了霍布斯那里，则直接明确提出，“一切人与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直接破坏了人们自我保存，于是在人的理性之中便萌生出自然法，而将自然法进一步发展，则形成了社会契约思想（在这里，虽然霍布斯所提出的自然法早于社会契约产生，但两者最初源于人的自我保护，因而我将自我保护作为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

这也说明人的理性是推动人从自我保卫到订立社会契约的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卢梭那里，社会契约的订立是为了保卫自己免受侵害，但是能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还是由于人的理性在作用（理性不仅仅促使人们开始思考，也促使人们用一种自为的方式-订立契约-来保护自己）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社会契约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自我保卫，避免遭受来自各方面的侵害。

但是这种方式，又是区别于动物的自我保卫方式，是一种在理性引导下的人的行为。

而在理性的引导下，人们则在订立契约的同时进行了另一个具有人的特色的行为——权利让渡。

（二）、权利让渡
在社会契约论的倡导者们看来，权力的让渡是社会契约论的基础。

整个社会契约论思想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权力让渡而展开的，基于权力让渡不同认识，社会契约论思想也呈现出不同形态。

其中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三人的最具有代表性。

霍布斯认为，人民订立契约时交出的是他们全部权利和权利；主权者没有参加契约，因而不受契约的约束，其权利和权力是绝对的、至高无上与不受限制的。

同时他又认为，契约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并认为人们转让或放弃他们的权利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这是人们立约的宗旨。

因而霍布斯要求人们交出的实际上使人们运用一切手段惩罚、伤害他人的权利和权力，其目的是实现个人的自我保存。

洛克不仅承认霍布斯所说的“权利的相互转让”，并且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洛克认为，人们所让出的，只是一部分权利，还保留着生命、财产和自由等不可转让的权利。

统治者是参加契约的一方，是从缔约的人民中推选出来的，
因此也受到契约限制，如果不履约，不能保障大家的权益，人民就有权反抗，甚至推翻统治者。

到了卢梭这里，则更为前进了一步：卢梭认为，合理的社会契约其要旨在于“每个结合着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

由于这种转让的条件对于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因而每个人并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任何人，反而从所有订约者那里获得了自己转让给他们的同样的权利，所以每个人在订约后仍然只是服从自己本人，而且像以往一样自由。

这样的社会契约可以简化为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机器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综上所述，从三位思想家的言论中不难看出，社会契约订立之初是为了实现自我保卫，防止自己在一些方面遭受侵害。

但是订立契约的条件或者说是订立契约的核心是什么？那就是让渡自己的权利，将其交给能够代表大家利益，执行众人意志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些人所组成的议会等机构。

不管是具有明显君主专制思想的霍布斯，还是提倡共和的洛克，抑或是更为激进的卢梭，他们无不在强调权力让渡的重要性。

只不过三者的侧重点以及内容有所区别。

实际上，他们在提出权利让渡的时候，就蕴含了一个前提，即；人类是有理性的，人们能够理性地把握权利（实际上人们在认识到自己有这些“权利”的时候，就是运用理性思考出来的）,并且能够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对自己的权利进行让渡，从而保卫自己免受各方面的侵害。

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动物”以来，理性一直是西方思想家不能回避也市场涉及到的问题，特别是到了近代，基于对旧时代压抑人性，贬低理性的倾向，近代的思想家们以理性主义为出发点，全面阐述人的理性，并且不断融入到自己的理论中。

正如前文所说，理性是促使人们从原始的自我保卫状态过渡到订立契约状态的重要因素一样，理性也是促使人们懂的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以及对于权利进行不同程度上让渡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一个人明白自己遭受侵害时，他会采取一些措施去保卫自己，这只是基于人的动物本性上的，但是当这种行为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则是理性促使其所以然。

因而在理解权力让渡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理性在其中的作用，而不是单纯的将权力让渡看作是订立契约时自然而然的附加行为。

否则这种缺乏人的理性的订约行为，本身就是对于人的权利的侵犯，那么就违背了社会契约订立的最初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