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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低碳经济文献综述

摘要低碳经济的概念。

鲁宾斯德教授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被广泛认同,他指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而实现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模式”。

低碳经济是通过较少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较多的经济产出,它是一种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将其分为五个阶段,然后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分别分析了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研究现状。

关键字:低碳经济,文献综述,经济学一、低碳经济的起源在国际社会上,关于低碳经济的起源,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气候变化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联合国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以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

2.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规则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则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大会上,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

《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并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4.低碳经济的正式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3 年2月24日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的,并且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英国将到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5.低碳经济的发展时期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N 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 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和时间表,确定了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最后关口,制订出一项新协定,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

“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

实现这个目标,全球经济就必须转型到低碳经济。

这预示着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国外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1.国外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综述首次出现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术语的官方文件,是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英国将在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1]。

莱斯特·布朗(2003)掀起了一场“A、B发展模式”之争。

“A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

“B模式”则是以人为本,以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 ,它是以气候科学为基础,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加以论证(进行学术和方法论阐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2]。

巴里·康芒纳(2006)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

这种技术往往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

它忽略了整体,忽略了这种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从而粗暴地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之圈。

因此,要克服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

2.国外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当前国际对低碳经济评价指标是“脱钩”指标评价,以及关注如何提高生态效率的对策与途径。

在脱钩研究方面,sturiuson(2002)认为脱钩指标虽然有很多缺点,诸如缺乏与环境容量的自动联系,难以兼顾各国国情以及受环境压力的最初水平和使其选择的影响等,但脱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研究了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标的国家差别,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OECD国家中并且环境与经济的进一步脱钩是有可能的,从而得出结论:在OECD国家,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

可以预计,在不遥远的将来,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可以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3]。

TaPio(2005)利用“脱钩弹性”(decoupling elasticity)的概念,进一步将脱钩指标由原有的初级脱钩(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即能源与GDP的脱钩)、次级脱钩(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即CO2与能源的脱钩)、和双重脱钩(同时达到初级脱钩和刺激脱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三种状态,再依据不同弹性值,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与衰退连接等八大类,使得脱钩指标进入新阶段。

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对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驱动力指标的各种可能组合给出了合理的定位。

此外,国外许多学者都对本国及世界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

Panayotou(2003)认同对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呈倒“U”型关系的论断,并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角度解释了原因: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此时,人们开始关注环境的保护问题,环境服务成为正常品,环境恶化的现象逐步减缓乃至消失[4]。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低碳经济的理论与评价研究为我们对低碳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国家差异的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尚无法直接套用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方法。

三、国内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1.国内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述评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1世纪以来,有关低碳经济的研究才逐渐增多。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的内涵方面。

付允(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鲍健强(2008)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金乐琴(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第二,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方面。

黄栋(2009)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

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

冯之浚(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

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方面。

王毅(2009)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

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金乐琴(2009)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

二是发展方式。

三是资源禀赋。

四是贸易结构。

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

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

三是减排的成本低。

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

第四,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途径和战略对策。

鲍健强(2008)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设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

郭万达、刘艺娉(2009)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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