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愤怒出诗人”，这是西方流传的一句名言。
诗人往往诞生于愤怒，诗作往往是人的愤怒情感的发泄。
德国作家丁.凯尔纳在《诗》中说：“真正的诗歌只出于被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
这句话在我国古代的《诗经》中也能找到它，《诗经》中的无名氏已在吟唱：“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良”，心之忧，故歌且谣。
尽管“状”和“愤怒”在情感的强度上有别，但如与欢愉、和平、宁静的心理相比，毕竟还是可以把它归为一类，即属于创作的经历和情绪。
这可以说是古文人“发愤著书”说的先声。
纵观整个中国古典文论史，虽然处于正统和主流地位的儒家文艺思想所要求于艺术家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仪”，是“主文而谲谏”，是“温柔敦厚”，但艺术家们仍然走出了一条叛逆之路，从“诗可以怨”中发挥出来的“愤”的意义，在历代文论中都有所申张并形成了一条颇为鲜明的脉络，在司马迁之前，这条脉络大约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园有桃》）——“诗可以怨”（《论语》）——“发愤以抒情”（屈原《惜诵》）——“愤发于中而形于外”（《淮南子》）。
在文艺创作的意义上首次明确应用“发愤”一词的是屈原，《九章·惜诵》中说：“发愤以抒情”，说明自己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主要是出于“愤”，与之同等的还有“怨”、“忧”、“愁”等用语。
西汉刘安更是在《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明，人的内心愤懑之情必须通过外在的行动给予渲泻，“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则愤，愤则怒，怒则动，动则手足不静”，然而，把屈原及淮南子等人的“愤”与“作”之间的关系正式在创作领域确立下来，并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人物是《史记》的撰写者，西汉司马迁。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感同身受，归纳出了“发愤著书”说。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与这一段叙述只有少量字词出入的表达也可见于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文要想要立德立功的机会很少，便转求立言，人常常是在横逆固穷的环境下，受激励而发愤完成伟大的事业，创作出伟大的著作。
司马迁通过对屈原等人的作品的具体分析，结合自己因李陵案受到统治阶级残酷迫害的体验，把它归结为“怨”。
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
这种“怨”在司马迁看来，不是作家个人的愁神苦思，而是“正道直行”受到压抑，不得不发生“惨桓呼号”，“屈平正道直行，竭中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问之，可谓穷矣，信而见颖，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司马迁揭示的这个由“穷”到“怨”的创作过程，不仅概括了他自己的发愤著书的过程，也是封建社会进步作家从事创作的共同特点。
司马迁所谓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的状态，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
其作品往往也会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
能够“发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强者，在逆境中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与恶势力的碰撞使得那种“愤”往往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正义精神。
这样的作品也往往能成为作家的生命写照并具有感发意志的艺术魅力。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
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
司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
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
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
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
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
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上承先秦“诗可以怨”的传统，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形成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
后汉何林《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写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怨恨是歌的原因，歌可以解除或至少可以减轻人们胸中的怨恨。
在“相从而歌”的热闹场面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歌者心中的不平和怨恨随歌声消散了、飘逝了。
白居易曾说：“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计八九焉。
”“情发于中”，故“文形于外”，诗人又多是薄命之人，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
”“发愤著书”之说在《读唐人愁诗戏作》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其中有两句这样的诗：“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也就是说，无愁便无诗，因此，愁是诗的好材料，是诗的熔炉。
明代的王慎中在他的《碧梧轩集序》中写道：“不得志于世，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盖多有其人矣”；清代的尤侗又在《叶九来乐府序》中写道：“古之人，不得志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
如此等等，把苦闷、忧愤的创伤体验表现于诗歌，也许这样他们已或明或暗地、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判处了欢乐情感的死刑。
而“发愤著书”之说则又是韩愈的“不平则鸣”之说，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绕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佛平者乎！”这里韩愈把不平的内心体验当作诸如草木河水、金石之鸣要以风、以敲击作为激发媒介一样，诗作也要以痛苦不平作为激发媒介。
第三节王充的文学思想东汉一代今文派经学和谶纬之学特盛，占据文坛的仍旧是西汉以来那种歌功颂德的辞赋，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充满着愚妄和迷信。
能够首先冲破这个沉闷的时代，并给以深刻有力的批判是东汉初年的王充。
他自言《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
这种鲜明的态度表现了作者反正统思想的战斗精神。
从这种精神出发，作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许多篇章如《艺增》、《超奇》、《佚文》、《案书》、《对作》、《自纪》等篇中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大的影响。
（一）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
王充指出,当时“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
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
”他之所以写《论衡》，正是有感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
《论衡》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疾虚妄”。
王充特别称赞桓谭的《新论》,即是因为它“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
他主张文章内容必须绝对真实，这一点对后来强调文学必须写实的批评家们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王充认为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
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自纪》）而所谓“世用”的具体内容即是要能够劝善惩恶。
他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
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佚文》）王充说古代贤圣之人之所以作文，都不是无目的妄作，而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强调文学创作必须要对社会的政治、道德、风尚起积极的推进作用。
而这种劝善惩恶、有补世用的作用，又和是否具有真实的内容密切相关。
（三）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坚决反对徒有美丽之观而无切实内容的“华伪”之作。
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
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
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
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
”（《超奇》）文词只是实情的一种表现形式。
他重视内容的主导作用，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从这个角度出发，王充对汉赋的形式主义倾向作了尖锐的批判。
在《谴告》中王充指出了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颂“欲讽反劝”的事实，认为他们的作品文辞宏丽、意趣深博，“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无补于世用，“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定贤》），也不能算是好作品。
（四）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因袭。
汉代由于儒家思想处在“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文人都尊奉孔子,“述而不作”,章句之学盛行,模拟因袭的风气十分严重。
王充一反这种时俗风气,重“作”不重“述”。
在《佚文》篇中，他说文人之文共有五种，而其中以“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的“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
在《超奇》篇中，他把文人分为五类，最有才能的是“鸿儒”，其特点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坚决反对那种“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的因袭之作。
他指出孔子作《春秋》之所以高越，正是因为他不拘泥于鲁国史学著作，而能做到“眇思自出于胸中”。
王充认为模拟因袭风气的盛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好古而贱今。
他在《齐世》、《案书》等篇中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是愈来愈进步的，因此，“尊古卑今”、“贱所见，贵所闻”（《齐世》）是毫无道理的。
衡量文学作品优劣，应以“真伪”、“善恶”为标准，而不应以古今为依据。
复古模拟的结果只能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王充的这种文学进化观对六朝的葛洪、刘勰等都有明显的影响。
（五）提倡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
王充认为书面语言和口语应当是一致的。
他说古人文章中的语言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自纪》），因此他自己写《论衡》就要求做到“形露易观”。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
”他认为：“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自纪》)为此,他对汉赋的语言作了严厉的批评:“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
”（《自纪》）王充的文学思想中也有明显的弱点，他所讲的是广义的文章，包括了所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在内，然而他又没有把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不同特征加以区别。
他用对学术著作的要求来要求文学作品，所以也产生了一些流弊。
他强调真实,只是事实的真实,因此把艺术创作所必须的虚构和夸张描写也都否定了。
例如他在《书虚》篇中所批判的那些虚妄不实的具体事例，有不少都是一种夸张说法，而并非荒诞不经的迷信内容。
他虽然正确地肯定了经书上的夸张描写，并对它们作了很好的分析，但是对除经书以外的一切著作中的夸张描写都加以否定了。
至于虚构，在他看来自然更不能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