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补贴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反补贴是国际上通行的用于抵消进口国产品所得补贴，提高进口产品价格，保护国内市场的贸易工具。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发达国家开始使用反补贴手段来打击我国的出口贸易。
这标志着我国在饱受反倾销之苦的十多年之后，又将开始面临反补贴带来的威胁。
本文讨论了我国反补贴的现状，对我国近来接连遭受反补贴指控做出了分析，并提出了可能的应对之策。
标签：反补贴贸易保护现状反补贴是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一项重要法律措施。
它的作用是抵消进口产品所得到的补贴，使其不能在进口国市场上与进口国同类产品进行低价竞争，从而保护国内市场。
很显然，反补贴有利于减轻补贴对正常国际贸易造成的冲击，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全球正常的贸易秩序。
一、全球反补贴和中国反补贴现状目前，世界各国除了适用本国的反补贴法以外，普遍适用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来处理补贴与反补贴国际争端。
但由于世界各国对补贴定义不同，允许程度不同，裁量自由度不同，各国政府很容易滥用反补贴措施，使其成为限制进口的手段，以形成事实上的非关税壁垒。
而WTO成员国达成的SCM协定又不是十分完善，如对于如何计算补贴所造成的损害等问题就一直没有严格的定义。
鉴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频频使用反补贴手段作为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从图１可以看出，全球范围内的反补贴案件数量从1995年开始逐年攀高，在经历了1999年的高峰之后，又逐渐回落。
从图２可以看出，反补贴案件的数量远远少于同时代的反倾销案件数量。
这主要是因为：（1）反补贴调查牵涉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调查不仅涉及出口商，同时还涉及该出口商所在国（地区）的政府。
（2）比起倾销来，补贴更难以认定。
因此，一成员在首次使用反补贴措施时容易发生“照搬”反倾销措施的使用方法。
这常常被专家小组裁定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悖。
因而使用反补贴措施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反倾销措施。
虽然国际上的反补贴案件整体趋势在减少，但对于中国而言，却面临另外一种情况。
2004年4月13日，应加拿大安大略省Fiesta烧烤架有限公司的申请，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对原产于中国的户外用烧烤架立案，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涉案产品金额约2000万美元，在世界范围内首开对我国出口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的先河。
15天后，CBSA又于2004年4月28日对原产于或出口自中国的钢制紧固件立案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
紧接着，2004年10月4日，CBSA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原产或出口于中国的复合木地板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2006年6月8日，CBSA又根据当地相关企业的起诉，正式立案对原产于或出口自中国的铜制管件进行反补贴调查。
2006年11月21日，应美国NEWPAGE纸业公司的申请，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进行反补贴调查，并于2007年3月30日，宣布对来自中国的铜版纸产品征收10.90％－20.3％不等的临时反补贴税。
接踵而至的5起反补贴立案调查向人们明确无误的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我国出口产品在长期遭受国外反倾销之害，连续数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的同时，已经开始面临国外反补贴调查的严重威胁。
二、中国遭受反补贴的原因分析中国之所以在近两年内接连被诉商品出口存在补贴行为，有着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与诉讼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贸易水平不断提高。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拥有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中国企业形成了竞争者不具备的成本优势。
因而，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对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主以及蓝领工人产生冲击和影响似乎就不可避免。
以美国为例，由制造业企业主和工会形成的强大院外游说集团，一直在对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实施制裁。
一些保守的国会议员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考虑，也在积极鼓噪和酝酿使用反补贴手段来对付中国。
正是在这种强大的贸易保护的压力下，2005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修正案，该法案首次将美国征收反补贴税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
2007年1月，美国众议员戴维斯和英格利希又提交提案，要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化经济体适用反补贴法。
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在美国国内迅速抬头。
加拿大的情况与美国类似。
由于近些年出口到加的中国商品日趋增多，加拿大早就蓄谋对付中国的出口企业。
2003年9月份，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特别进口措施法》第20节关于非市场经济问题的有关政策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规定在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和进行复审时，加政府将推定被调查的中国行业为市场导向行业，并采用与其他国家输加产品相同的计算方法来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除非加国内申请方能提出充分的证据反对这一推定。
这一修订虽然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但同时为加拿大启动对我国产品的反补贴调查打开了缺口。
另外，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是美国对中国挥起反补贴大棒的原因之一。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一直对美国保持着贸易顺差，自中国加入WTO 后，贸易顺差持续增大，据美方统计，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2325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近三分之一。
美国对此耿耿于怀，为了缩小贸易顺差，美国一直运用关税、反倾销、知识产权等等贸易制裁手段来打击中国出口企业。
如今采取反补贴手段无非也是美国为了形成新的贸易保护壁垒。
其二，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关。
中国长期被发达国家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这些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制成品的价格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市场因素决定的。
基于这种认识，发（上接第16页）达国家普遍认为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的中国。
而中国加入WTO后，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0条规定，中国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将被视为专向性补贴，中国自加入时起应取消所有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
因此，其他WTO成员可以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因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在确认是否存在补贴时并不考虑补贴的成员方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
这不仅大大缩小了中国以补贴来扶持国内产业和企业发展的余地，而且使中国在加入WTO后随时面临被其他成员方起诉而卷入补贴争端的可能。
另外，我国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一些对企业补贴的做法也极容易引发其它国家的反补贴调查。
目前发达国家调查我国政府的补贴案件主要考虑以下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土地使用权优惠问题、贴息问题、海关进出口管理、开发区政策及管理、企业社会保障义务、公用事业收费等其它问题。
而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一些地方财政却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如政府对出口行为进行补贴或反税以及政府提供财政贴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这都使得财政补贴呈现紊乱的迹象，同时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
显然，这些政策性规定或实践中的种种做法难免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这就难免被人落下口实。
另外，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部分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
这些都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反补贴控诉的突破口。
三、如何应对反补贴控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国在未来的反倾销领域中将逐渐摆脱非市场经济的不利地位，这对我国应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指控极为有利。
而在反补贴领域，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得却使得我国在将来一段时期内可能面对更多的反补贴指控。
此次，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挥起反补贴的大棒，并对其他国家对我国采取反补贴措施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
如欧盟和日本，就已经紧锣密鼓地收集和研究中国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情况，以期在反倾销措施有所收敛的同时，向中国发起新的反补贴的指控。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的政府和企业应该迅速行动起来。
首先，我国政府应该就国内外两方面出发，采取各种途径保护我国的商品出口。
对外，我国政府应出面与世界组织合作，积极与相关国家进行贸易会谈，争取在世界贸易中更加平等的地位。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竞争的过程。
在全球反补贴调查中，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发起国（地区），而发展中国家是主要受害者。
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化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计划性较强；而发达国家实行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的控制程度较低。
反补贴针对的就是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但以政府的控制程度而不加区分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来制定反补贴规则本身就违背WTO规则的精神，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发达国家并没有在一条水平线上。
虽然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第27条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但事实上发达国家在运用反补贴规则时并不考虑这些。
这本身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贸易歧视。
因此，只有积极稳妥地与相关国家进行合作与斗争，才能使我国不轻易成为他国贸易攻击的对象。
对内，中央政府应迅速调整各个地方政府现行的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协定的一些财政政策，包括调整、取消目前各地区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制定专门的法律，对各级政府的补贴行为进行规制等等。
其次，行业协会应该起到应有的作用。
行业协会应对相应的产品的国际市场搞好调研工作，了解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销售状况，同时加强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做好沟通的桥梁。
对可能产生的反补贴指控，行业协会应做到心中有数，及时向企业发布预警信息，并积极协调好行业协会内部的整体利益。
最后，虽然反补贴主要针对政府行为，但是我国的出口企业也并不就是毫无作为，任人宰割。
在应对他国的反补贴指控时，除了一般的对反补贴指控高度重视，健全财务制度以外，我国出口企业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投资和运作方式，如使产业链国际化。
控制上下游资源，打通产业链，这是国际上资源型、制造型企业应对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的常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