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有因2009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一份国际的国家力量评估。

报告中显示，中国的国家综合力量在全球位列第七，而军力则是仅次于美国居于第二位。

这份报告一出来马上就给相关的学术界带来了一场大交锋与大讨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不在少数的专家学者教授和精英们都在喊，说我国的实力飞速上升，GDP飞速上升，军力飞速提升也是意料之中，理由充分。

这么一来，受到引导的广大公众舆论力量也开始盲目的跟风，纷纷煞有介事地宣称我国“走上了复兴的道路”“步入军事强国之列”，一时间，中华五千年文明似乎又一次闪耀在世界之东方，似乎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了复兴大业的门前。

不过，也有人在疑惑，在费解：空军上校戴旭就谈到过，“军力就是穿着军装的国力，国力排名第七，军力怎么可能是第二呢？”。

而有一些人也持有着和待续同样的问题。

看上去，社科院要么打错了数字，画错了大于号小于号的方向，要么就是脱离了国情与实际，单独将军事力量拿出来进行数字上的对比。

如此而言，当年苏联人的军事力量确实了得，洋洋洒洒千万华约大军枕戈待旦，最后还不是因为经济失衡国内政局一片混乱而土崩瓦解。

这么诡秘的评估标准，恐怕也不能怪戴旭他费解，所有正常的人用脑子想一想，都得承认这种标准实在是不大正常。

这可是十足的不对劲！前文不是说有好大一批人，又是学者又是专家的在摇旗呐喊表示支持么？怎么就能说所有人都明白这有问题呢？依我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心知肚明却不愿意指出来，只好随波逐流隐藏在一片赞扬声之中；另一种，则是这些我们呢国家学术界的精英们压根就没看明白，处在糊里糊涂的状态之下。

今天来看，两者皆有。

那可是专家级的人物，怎么就不比你普通老百姓看得明白？这话还得让我们从头说起。

无战略的盲目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乔良将军的名言：“中国没有国家战略。

”所以引申下去，主题都没有了，什么具体的发展战略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这不可谓不是对我们的“当头棒喝”。

什么是没有国家战略？说白了就是漫无目的毫无章法，好听一些我们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错误已经证明了“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非常有风险的行为，当年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天我们仍旧是“摸着石头”。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结果将是十分恐怖的。

试想诺大一个国家，既要在当今之多元化世界立足又要求发展，连方式方法都搞不明白，其结果估计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非要付出些代价，交一些学费不可。

有人会问了，为什么连一个国家战略都提不出来？我国有十几所培养政经外交人才的高等院校，有诸多世界闻名的机构，有庞大的政府智囊团体，这么过有利因素加起来，为什么就搞不掂它？这应该也是前文的问题所在。

答案很好找，俩字：教育。

如果再深入来讲原因，还是俩字：功利。

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柏杨称为“世界上最特殊的一种动物”，原因就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官僚主义政府机构统治下的教育团体丝毫没有自主权利，教育的根本目的被控制在了政府手中，从而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对社会进行调控的一种工具。

历史上对于知识分子的摧残有两次高峰，一次是在开始的焚书坑儒，不过那次规模相比最后面的清朝统治者的作为还是小巫见大巫：当年清朝将科举制度改的面目全非以便于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而结果就是整个清王朝丧失了科技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随即就被重视高等教育，提倡“科教兴国”的西方文明超越了过去。

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归结于清朝的一个政策，而同样的，现在的高等教育阶段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可以用这种分析方式去解决。

其实追究我们出不了人才的根本原因，还是得问问我们的国家教育部门与高等学府，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之间都干了些什么工作——基础部分忙着普及义务教育，进阶则是注重提高阶段教学质量与硬件设施，这倒是不假。

不过高等院校们修高楼搞面子工程丑闻迭出露露被曝光，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得出高校只关心眼前的校方的经济利益却丝毫不关心教育的实际作用与应用情况如何，一味的向学生灌输知识而不注重培养独立分析认识能力。

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环境又使得高等教育充满了权利意识与金钱观，本来应当拥有“自由公平”的学术环境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原因，或许也就是“大国无战略”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价值观的崩溃与重建我们的国民受到的历史观念教育实在是不能让人苟同：将历史完全解释为利益的驱动，把什么事情都和钱搭上边，以此来丑化或者模糊许多本不是如此的人物事件。

这就使得我们在了解历史的时候根本无法达到客观的态度，总是掺加进去许多被灌输的“正统历史观”。

比如我们说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之后一举成为世界文明之中心后进行的扩张行为，就被冠之以“侵略者”与“列强国家”的称呼。

但是我们却没想过，为什么当时同为世界级别帝国的大清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会被逐渐肢解直至土崩瓦解？一言以蔽之：价值观太落后！清朝的封建儒家观念，奥匈帝国的前民族主义架构都是由于遭到了来自西方文明更先进的价值观念的冲击才一损俱损，退出了历史舞台的。

由此我们也应当看出，过去的历史并不全部都依靠着经济利益的驱动，价值观念的因素也是重中之重。

而今天呢？有人早就指出过，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固然有好处，但是一同带来的诸多弊端却没有被政府很好的控制。

社会权利意识的深化、教育功利性的加深等等这些问题根本上而言都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崩溃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腐败问题归咎于此也未尝不可。

我们今天社会流行的是拜金主义，是享乐主义，这样就会造成社会陷入如同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种情况——人心涣散，社会道德不复存在，人人都失去了发展的目标而陷于混沌的发展之中，这种恶性循环对于中国而言实在是致命的打击。

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有人说从此以后中国人就失去了信仰，从而涣散分裂，开始变得利益化。

今天看来，这倒不假。

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持久维持运转的价值观念作支撑，那么这个社会是不能够维持的很长远的。

今天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崩溃很大程度上就是给我们提个一个醒：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建迫在眉睫，而且对于将要崛起的中国而言，势在必行。

改变？向着哪个方向改？这个问题是不是应当去请教社会学家、哲学家与那些社会精英呢？可是听听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GDP的增长速度，大搞房地产，推举儒家思维等等。

这些问题看似是要点，细细琢磨，真不是那么回事。

GDP增长速度没人不认为这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但是如果单是凭着GDP就说什么崛起与否，强大与否，这就不免过分片面了。

调整市场结构，将纸上的财富转化为真实的、看得见的财富，这才是最重要的。

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最著名的应当属喊出“放弃保八，藏富于民”郎咸平。

金融危机爆发伊始，他就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大有重蹈二元化覆辙的趋势，如果任凭中国并不强大的市场自由发展下去，那么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几百年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是倡导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那位）就提出了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缺乏对抗金融风暴能力的工商业应当实行一定的保护，今天的我们商业实际意义上不过只是发展了三十余年，称之为“初期”亦不为过，相比欧洲人动辄数百年的发展历史，我们是不是更应当学习李斯特的那种前瞻观念呢？困境如何应对谈了如此之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我们不妨也将视线转向美国看看。

在战略介质中美国可谓是人才济济，各行各业都有专攻人才，其中还颇有国际人物。

早些年里面诸多军事理论的提出之中，海权制空权美国都有远见之人作为铁杆粉丝鼎力支持，这使得美国在发展之中总是具有一种前瞻性。

而美国的教育也确实不负众望，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连涌现了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战略界领军人物。

这其中，布热津斯基可称得上是美国现代全球战略的奠基人。

他在《竞赛方案》一书之中详尽地阐述了与苏联、中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争霸方案，也为美国与苏联对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结果，成书之后的第4年，苏联轰然倒塌，当年的预言一朝成真。

我们不需要为美国人的胜利而埋怨他们的手段如何不光明磊落。

实际上在1997年，布热津斯基就在新篇著作之中写明了美国发展的奉行原则：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有国家利益最大化。

这与当年同是世界霸主的英国人那句“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听上去是多么相似。

时过境迁，霸主地位换了，但是其原则还是没有换。

当年，我们在干嘛呢？1986年，中国的外交部门被要求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对于外国的诸多要求能忍则忍，丝毫不考虑时间长了带来的后果。

外交政策与战略团队的短视与无能使得中国对于周边发生的巨大地缘变化却无能为力。

而事实上，即便是宣称成为大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今天，我们也只能够看着美国人在利用岛链与地缘优势逐步包围中国，这一切不能不与精英阶层的盲目有关。

建国之初的三十年里，外交事业之所你能够一帆风顺，绝大部分的因素是由于我们能抓住任何基于国家利益的机会，并且利用“以弱克强”这种东方观念屡次获得胜利。

不过这才几年的功夫，这些思想就全部都被成为“过时”而后被弃之不用，真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有了良策还是老眼昏花。

教育系统可以说是所有国家系统运转的一个基础，硬件设施永远都比不上人才的作用大。

二战之后德国一片废墟，之所以能够在战后飞速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强大的教育力量。

而我们的教育，就是互相抄袭、论文满天飞、走后门与诸多手段相结合，这还能够空谈什么发展与培养人才呢？有位政协委员有一句话叫做“中国科研90%以上无实际价值”，这句话应当是我们的当头棒喝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例行报告与口头禅。

有人说中国现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旁，崛起或者就会失败。

这句话或许有些片面但是还是十分真是的反映了我们的国家状态。

清朝末年我们面临了一次“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今天的中国，在金融危机与气候剧变的大环境之中，一方面要稳固根基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发展，应当是最需要一批精英学者出谋划策为国家解决问题的时候，可是，我们却由于内部的诸多问题而根本无法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更深层次来说，崛起之途中，人才的对抗才是根本，而我们却连一套行之有效而又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也拿不出来。

一位网友在评论中国教育现状的时候愤怒地向所有人提出了一个我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可能还有的问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应当让我们觉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