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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当代美国的弗列德里克·詹明信。参见Ｂｒｅｓｓｌ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２１７、２１８，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１９９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３－１２

［作者简介］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哲学研究。

试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关键词］

意识形态；阶级职能；文学生产；马克思主义理论

［摘

　要］　通过对历史上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伊格尔顿提出了意识形态有认识论与存

在论两种形式，并认为意识形态的实质是其承担的阶级职能。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学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六个范畴，这些范畴从某种意义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但由于他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缺位的前提下建构的所谓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难以完成其提出的解放功能的。［中图分类号］Ｂ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２８２６（２０１０）１１－００７８－０７

特里·伊格尔顿被认为是自１９６０年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两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一①。他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其有重大影响社会理论的评析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来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变化，并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一、意识形态的两种存在方式“意识形态”始终是伊格尔顿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他就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主要理论（特别是其文学与文化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他发表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意识形态”字样。伊格尔顿之所以如此关注意识形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１］（Ｐ２－３）但他认为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主要将意识形态定位于上层建筑，因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日益明显的今天，它就越来越难以承担其应有的批判与建构功能。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复兴，就是因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阐释。在此，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他认为，卢卡奇在抽象思辨层面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而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更是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带到了　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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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体验和话语实践的分析与研究之中。这种日常体验与话语实践的意识形态研究思路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重大转型。他说：“正是由于葛兰西，才实现了从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体验、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决定性转变，这种实践因而也许既包括社会经验无意识的、不能言说的向度，又包括形式上的机构的运作。”［２］（Ｐ２５８）也正是在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意义上，伊格尔顿才开始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建构工作。他说：“最终维系社会秩序的是习惯性实践和本能的虔诚，它们比抽象的权力更顺从更有弹性，在此领域内主体被赋予活生生的力量和情感。”［３］（Ｐ２２）正因如此，他在１９８１年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中把政治实践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主要目标，并认为它是“从文学文本向文化文本、从‘科学’体系向‘政治’实践、从概念分析向实践主体的重大转变”。［４］（Ｐ７）当然，强调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意义，并不意味着伊格尔顿只是仅仅从它们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及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事实上，伊格尔顿还充分吸纳了卢卡奇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将其与葛兰西、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加以综合研究，由此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研究的两种形式。他说：“概而言之，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从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以及一些新近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注重于讨论认识真假的观念的认识论传统（将意识形态看作幻觉、扭曲和神秘化）；另一条则是关注观念的社会功能胜于关注观念的真实性或非真实性的社会学传统。”［５］（Ｐ３）当然，在伊格尔顿看来，这两条线索并不相互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同时存在的合理性是由意识形态既是一种社会存在又是一种理论建构这一客观属性决定的。既然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那么，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有何种功能？对此，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着语义混乱的多种含义，“它（意识形态）从思想由社会决定这一难以处理的宽泛意义，一直到在统治阶级的直接利益中发展虚假观念这一令人怀疑的狭窄的概念。它经常指的是符号、意义和价值观用以表现一种支配性社会权力的方式，但是，它也能够表示话语和政治利益之间任何意味深长的连接”。［５］（Ｐ２２１）意识形态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概念获得该领域理论家们的普遍认同……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

论”。［４］（Ｐ９４）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引论》中通过对从启蒙运动到当代诸种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脉络的考察，归纳了包括“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显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的一套理念体系”等１６种比较重要的意识形态定义。在伊格尔顿看来，面对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定义，“我们与其讨论意识形态的某种本质，不如论述不同方式

的意义之间‘家族相似’的重叠网络”。“‘意识形态’这个词就是一个文本，它由不同的概念经纬交织而成，上面留下了形形色色的历史踪迹。或许对什么是有价值的或什么是可以不予理会的意义做出评估，比将它们生硬地凑成一种宏大理论更为重要。”［５］（Ｐ２２２、１）尽管如此，他还是试图通过对意识形态家族相似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说：“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无意识的信仰，我具体地是指那些与社会权力的维护和再生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的模式。”［６］（Ｐ１８）在此基础上，在《意识形态引论》中，他用列举的方式总结出了意识形态如下定义：有助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有助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虚假观念；系统化地扭曲交流；为主体提供位置的东西；由社会利益驱动的思想形式；同一性思想；必要的社会幻觉；话语和权力的结合；具有自觉意识的行动者理解其周围世界的媒介；有行动指向的一套信念；语言实在和现象实在的混淆；符号学的封闭／话语封闭；个体通过它与社会结构发生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媒介；社会生活转化为自然现实的过程。［５］（Ｐ１－２）在意识形态理解方式与社会作用问题上，伊格尔顿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必须着重强调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说：“那种意识形态又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而且，人们不能任意选择他们的社会关系，物质的必然性即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发展的性质和阶段迫使他们进入一定的社会关系。”［１］（Ｐ９－１０）仅限于此，还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质，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８０　

理论是关于阶级、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１］（Ｐ２０）当然，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还不完全在于对意识形态存在方式、历史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以及对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上，还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生产的独特理解上。二、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伊格尔顿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他对作为意识形态主要形式之一———文学生产的理解上。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对他这一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关键人物———阿尔都塞和雷蒙德·威廉斯。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了生产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等多种实践形式。正是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的思想启迪着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不过，正如詹明信所说：“法国结构主义是在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针锋相对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一抗衡的过程中，存在论意义上的主要论题，例如被感觉的经验，日常生活等都成了禁忌。这样结构主义便摆出了一副过于思辨化的面孔，似乎想彻底避免任何提及主观性的地方。”［７］（Ｐ２８２－２８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上的空缺恰恰可由作为伊格尔顿导师的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弥补。威廉斯认为，文化有三种，即“作为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的理想文化、“作为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经验并以作品形式存在”的文献式文化和“作为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描述”的社会性文化。而这些文化形式往往都是通过以“文化生产”的方式得以延续。如果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实践思想让伊格尔顿看到意识形态理性生产方式的话，那么，威廉斯文化生产的思想就让伊格尔顿看到了意识形态感性生产方式。正是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结合才形成了伊格尔顿独具风格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不过，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性生产方式到威廉斯文化感性生产方式的过渡还有一个对伊格尔顿思想起着重大影响的人物———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将艺术与市场结合起来谈论艺术生产问题，认为艺术生产是艺术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即艺术生产受到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制约。这一思想影响着伊格尔顿从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和为资本增值（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两个方面来谈论意识形态生产问题。当然，就伊格尔顿现有著作来看，他并没有讨论意识形态所有重要形式的生产问题，而是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重要形式之一———文学生产问题。一旦把文学与生产范畴结合起来，那文学生产就不只是技巧、形式、内容或者消遣对象，从本质上看它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詹明信曾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传达意义或用来进行象征性生产的东西；相反，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８］（Ｐ６７－６８）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提出了六个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