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

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

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

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

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

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依然把翻译作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力武器，以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小说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抨击朝政，改造社会。

他通过阅读日本书籍，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尤其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其翻译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认识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失败在于民智不开，并将思想动员的主要对象明确定位于下层社会，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口号，同时身先士卒，开始系统译介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

他还用心良苦地择其重要人物以述其学——利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系统大量地介绍了西方大思想家、哲学家及其学说：如《卢梭学案》、《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

同时，梁启超认定小说是开启民智的有效途径，著《译印政治小说序》，首倡“小说界革命”，竭力宣传外国小说对开启民智、增强国家观念的重要作用，1902年，他撰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他还把翻译印政治小说作为《清议报》的六项主要内容之一，亲自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并以政治小说的名义在《清议报》上连载。

接着《清议报》又连载了他译的日本作家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

据说这两部小说曾对推动日本变法、启迪日本民智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的前几回，发表于《新民丛报》，其目的在于“吸取西方思想中的民主精华，来培养、铸造我国青少年的新国民的品格”；他还译过《世界末日记》和《俄皇宫中之人鬼》两个短篇小说，以此来映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

梁启超躬身翻译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和诗歌，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

他翻译活动的最大特点是“政治为先，应时而变”——其中的“变”不仅表现在翻译兴趣方面，还表现在翻译特色和具体主张上。

另外，他翻译活动中的爱国救国的本质——远大的政治抱负是始终如一的。

也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审时度势地改变翻译的兴趣和策略，达到服务于政治之目的。

三、梁启超翻译的策略——政治为先，应时而变根据功能学派理论，翻译是有一定目的的，译者在翻译某一作品时所持有的目的和意图是翻译批评者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译者可依据自己的翻译目的来决定采取哪种翻译行动，即直译、意译还是编译，不用盲目忠实于原文。

梁启超译介的所有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译著的目标受众定位于中国的广大民众。

他不仅对译本进行了精心选择，还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了政治为先，应时而变的意译翻译策略。

1.小说——中国化——日文转译1898年，梁启超在去日本途中，阅读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

由于该书抒发了作者争取民族独立、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表达了作者反对国内专制政治的思想——其主题正符合梁启超当时启迪民智和“新民”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小说中歌颂的“英雄”皆为主张立宪公议而又效忠本国之“贤君”者，更与他的政治理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他萌生了翻译这部小说的念头。

是年冬，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首先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大力提倡翻译西洋小说，提高了翻译小说的社会作用和地位。

《清议报》在开辟的《政治小说》专栏中刊出他翻译的《佳人奇遇》。

梁启超将政治和小说翻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具体翻译小说时，他先有针对性地选择小说类型和译本，然后采用日文转译使之中国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日文易学，日书易得，取日译西方学术著作转译，不啻为一捷径”。

一般说来，翻译之法可有多种，17世纪英国译坛的代表人物德莱顿（1631—1700）就提出过三种翻译方法：词译（逐词译）、释译、拟译。

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使用于不同的场合，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深谙此道。

他在翻译小说过程中，为使译文能够起到社会改良作用，采用释译即意译之法——或“豪杰译”，有意增减或改变原文，使之中国化。

比如他译的《十五小豪杰》，分别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改用中国人名、地名，以便记忆。

第二，改变小说体例，割袭回数，甚至重拟回目。

第三，删去“无关紧要”的闲文和“不合国情”的情节。

第四，译者大加增补。

如梁启超常插入非原作所有的议论和谐谑。

经过梁启超的上述翻译，使小说的“政治性”凸现，“文学审美性”却大打折扣。

但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政治压抑，社会混浊，梁启超的小说正适应了国内启蒙教育的需要，所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从而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

另外，从梁启超本人来讲，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重视的是外国文学的价值观，关注的是翻译的教化作用，其翻译小说的成功，圆了他的政治初衷，并验证了其翻译策略在中国民族危机、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的适时性和正确性。

2.诗歌——中国化——词曲体梁启超不仅利用小说的社会功能，来达到启蒙图强的政治目的，还参与诗歌翻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虽然也是意译，但角度却不同于小说——他主张革新诗体，用词曲体译诗，使之中国化。

他认为翻译诗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对于翻译文体革新的目的，他有一句名言：“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他把译诗的读者定位于广大民众，倡导“通俗文体”。

当时的翻译大家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译过英国诗人蒲柏的《人论》，严译为《人道篇》，用词古雅。

对严复采用典雅的古文译书，梁启超曾批评说：“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

后梁启超译了拜伦的《渣阿亚》和《哀希腊》（时译《端志安》）两首诗。

以《哀希腊》为例，他用戏曲曲牌《沈醉东风》和《如梦忆桃园》中的长短不一的句子来译，又不是完全受原曲牌定字、定句和平仄的限制。

从上述梁启超的诗歌翻译策略——革新诗体来看，作为爱国志士和思想进步的文人，他在翻译外国诗歌时，和翻译小说一样，不是基于文学因素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使翻译诗歌更好地适应普通读者，表现域外内容的需要和达到他本人的启发民智、救亡图存之旨。

梁启超投身于翻译活动是出于实现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他对翻译材料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无不与维新救国的现实息息相关。

他的翻译实践证明了当代翻译理论家的观点：即翻译的首要功能是社会功能而不是语言功能，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且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

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从事翻译及创作，不仅达到了其政治目的，且依靠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带动和吸引有志之士加入其行列，促进了中国文学摆脱传统，吸收新鲜血液以至走向世界，更好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

摘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基于在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发表了大量的译论和译作，并创办了《新小说》杂志，组织文学翻译和创作，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起到了集“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于一身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

关键词：梁启超近代文学翻译赞助人《新小说》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方面，梁启超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

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习西方文化成就很杰出的人，他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行动，并一腔热情地在中国传播西方各种新学理。

在政治上他是有影响的行动家，在思想上他是发聋振聩的启蒙者。

梁启超基于政治维新改良的需要，在文学改良方面不但运筹帷幄，树立方案，而且还示范创作，启迪后生；不但如此，他还利用报刊，联络同道，造成声势。

尤其是他的翻译理论、译作和他组织的翻译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和繁荣。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为其文学改良服务的，是维新派全盘改良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寥寥可数。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掌握了日文汉读的技能，能够阅读日本的文学作品及文献，又透过这些作品去窥探西方文学，这时文学改良才全面展开。

改良需要翻译，翻译促进文学改良，在二者的互动之中，近代文学开始向新文学转变，而与此同时，近代文学翻译也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认为社会上有两个控制的元素，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的其他系统，不致脱离得太远。

一是所谓的“专业人士”(theprofessionals)，另外一个则是指“赞助人”(patronage)。

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关注作品是否与主流文化相符。

“赞助人”是指在文学系统外的控制力量，关注作品的意识形态。

勒菲弗尔清楚地指出：翻译的过程或结果并不是译者一个人所完全决定的，相反，他(她)的活动往往受到赞助人的操纵或影响，而赞助人的操纵则跟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紧密联系。

因此，从赞助人的这个角度进行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研究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