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涵要旨：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上，学界并未形成一种不易之论，而是充满学术歧见。

而这一问题的解答与澄清无疑是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据乃至实现路径的前提与关键。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要旨的争论与分歧而言，举其要旨，集中在下述几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持“创新”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简单地在中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不变的正确原则基础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放进一些新的贡献。

”因为“化”就是“变化”、“更新”与“创造”。

持“背离”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是错误的，如王明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

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具体化”、“大众化”，还是应该“抽象化”、“形上化”。

持“具体化”、“大众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亚洲形式”，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代之于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持“抽象化”、“形上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使之成为新的、形上的而非通俗的东西，如叶青认为，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不是中国化了。

即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理论现实化”，而是“学术形上化”。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化”，还是“两化”。

持“一化”论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特性，穿上本民族的服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辩证对接。

持“两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自身的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及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实践经验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与中国气派，同时还应包括另外一个维度上的“化”，那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其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儒学化”，还是“断裂化”。

持“儒学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是“被儒学思想方法的同化”，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改头换面的延续。

持“断裂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取代”，以致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

比如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便是用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

需要指出的是，因囿于解释者自身的“意旨”与“前见”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复杂性，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上的多元界说与解读也就在所难免，而内涵要旨的不同理解往往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思路向与过程结果上的分殊和差别。

因此，面对这一争执不休的态势，我们迫切需要呈扬一种“共识”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与应有之义加以基本体认与深度透视。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与通俗化。

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呈扬的“总的指导原理”，因此，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将其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其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改造世界”的本真精神，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风格形式来阐扬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与原理，使之成为中国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思想武器。

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通俗化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线性的“对接”与简单的“比附”，而是使得彼此能够辩证互动、互通有无与耦合再造。

惟如此，我们才能走出“本本主义”与“经验主义”、“儒学化”与“断裂化”等各据一隅、各执一端的偏狭。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的当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中国实际并非始终如一，其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规定性。

同时，中国实际也并非仅指与全球背景、时代主题全然无关的狭隘的中国内部实际(即国情因素)，还应包括外部实际(即全球化的国际背景)。

因此，仅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显然不够，还应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融入“当代化”的元素。

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的当代化过程。

其与时俱进的当代化就是既要直面与反思中国现实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各种时代条件，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放置于全球背景下，又要结合当代的时代主题、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发展态势以及人类实践的最新发展状况，“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永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当代性。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涵涉了这样一个双向的辩证过程，一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说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业已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社会面貌与制度构架，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与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

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一方面中国人因囿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积淀、生活习惯与经验习俗，势必会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来解释、运用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对“马克思主义”会产生能动作用，即马克思主义在一开始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遭遇、碰撞、交锋时，就会受到中国实际与中国文化之“化”，也只有接受中国之“化”，才能获得“中国形式”与“中国内容”。

就此而言，中国人有权利也应该把中国自身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体之两面，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辩证统一起来，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

二、基本理据：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够中国化毋庸讳言，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能够在一个民族中广泛传播、扎根生长、开花结果与发展壮大，无疑都有其深刻的现实与文化等层面的原因。

基督教罗马化如此，佛教中国化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例外。

其基本理据，撮其枢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给出的种种“被化”的根本性条件，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世界性、当代性、实践性等“理论特质”。

没有如是的理论特质，谈论马克思主义任何形式的民族化、具体化都是不可思议的。

从基本内容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正确揭示与把握了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且阐扬与开显了不断业已被现代科学证明为正确完备的并且能够契合人类思维本性、彰显人类思维规律、代表人类思维现代取向的方法论，因而具有无可争议的科学性。

就此而言，其科学性也就决定了它能够适用于一切国家与民族、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能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相反，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具科学性，那么，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都不期而遇、不约而同地将一种不具科学性的东西民族化、视一种不科学的东西为自身的精神家园就显得十足荒谬了。

从时代特征看，地理大发现与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得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业已成为一种既定的客观事实。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不再仅仅是隶属于特定的民族的地域性理论，转而成为一种能够越出民族与时空界限的世界性学说了。

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具世界性，而仅具文化上的个体性，只是一种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自我封闭的“单子”，那么，马克思主义不仅会因为其自身系统的封闭性、难与其他系统进行能量、信息“互通有无”而最终走向正反馈，而且会因为其自身的封闭性、无法与其他民族文化样态“对话通约”而缺乏持久的生命力，这显然又与马克思主义能够跨越国界“大放异彩”、能够与其他民族文化样态“交往互惠”的基本事实大相径庭。

从时间跨度看，马克思主义虽隶属近代，但却并不与传统西方思想构成一种“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关系，也并不与当代西方诸多思潮构成一种“对峙与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蕴涵当代价值、从属现代性(当代性)范畴的学说。

这是因为，尽管一百余年以来，马克思所揭示的时代现象与内容和现时代存在很多差异，但从宏观上讲，时代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正所谓“当今时代还是马克思当年提出问题的时代，比如说世界历史时代、劳动与资本对抗的问题、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换言之，不仅世界历史背景不存殊异，时代矛盾和时代任务亦并无二致，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资源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失去其自身的当代性，这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当代诸多国家、许多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种思想借镜与理论旗帜。

从致思取向看，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性指向，它不仅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与“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现状”为自身的理论旨趣，同时也以“实践”为人类精神运思的奠基。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如是“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正由于马克思主义能够倾听实践的呼声、彰显实践的诉求、反映实践的特性、践履实践的要求、视实践为人类一切理解与认知活动的前提条件，所以它才会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与普遍认同，才会被诸多处在艰难困苦与被压迫状态下的民族视为寻求自身解放、谋求自身发展的思想武器与精神力量。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离不开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要所构成的“现实基础”。

我们知道，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何时、因何与如何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凸显实效与发挥作用，无疑又取决于它满足该民族、该国家在实践与理论上需要的程度。

因此，任何理论与学说都必须在社会实践与社会需要面前接受审查和检验，否则，它就很难成为人们的理论诉求与思想武器。

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强势入侵致使近代中国社会封闭样态的基本解体、天朝上国迷梦的彻底破碎与社会精神支柱的基本瓦解，面对民族危亡、精神缺失与价值空场这一激烈的社会变迁，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苦苦寻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革命真理与理论武器。

无数志士仁人的苦苦寻求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又都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