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11653(2011)01006806
经典的传承及其文化意味
论苏童对张爱玲小说的当代接受
张立群1,张颖2
(1.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2.辽宁新闻出版学校,辽宁沈阳110032)
摘要:作为经典化的传承过程,张爱玲小说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当代小说创作曾产生重要影响。以先锋作家苏童为例,在结合作家认同、家族与颓废、女性与人性以及具体创作手法等的前提下,苏童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当代接受始终包含着较为复杂的文化内涵。而选择两代作家比较的目的在于拓展某种文学艺术精神及其价值的历史表现。关键词:经典;传承;苏童;张爱玲;当代接受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11653.2011.01.012
Classic"Heritage"andItsCulturalImplications"ContemporaryAcceptance"bySuTongtoZhangAiling'sNovelsZHANGLiqun1,ZHANGYing2(1.SchoolofLiterature,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2.JournalismSchoolofLiaoning,Shenyang110032,China)Abstract:Astheclassicsinheritanceprocess,ZhangAiling'snovelsinthecontemporarynovelcreationoncehadthematerialeffectinthelate1980s.Withthepremisesofunifyingthewriteridentity,thefamilyanddispirited,feminineandthehumannatureaswellastheconcretecreationtechniques,SuTong's"contemporaryacceptance"ofZhangAiling'snovelsalwayscontainthemorecomplexculturalconnotation.Theaimtocomparethetwogenerationswillleadtodevelopmentsofsomeliteraryandartisticspiritandthevalueofhistoricalperformance.Keywords:classics;inheritance;SuTong;ZhangAiling;contemporaryacceptance
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中,美籍知名学者王德威曾将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称之为张派传人,并涉及多位台湾与大陆的当代作家。这一提法及其论述过程,充分反映了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对于今天的华语读者而言,张爱玲文学创作的经典性早已毋庸置疑,但显然,与张爱玲文学20世纪60、70年代在台湾掀起的热潮相比,大陆文坛对于张爱玲的接
收稿日期:20101216基金项目:辽宁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子项目中国历史变革时期文学与文论作者简介:张立群(1973-),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11年3月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Mar.2011第11卷第1期JournalofHebe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ocialSciences)Vol.11No.1受是8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自80年代初期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文章和旧作重刊以来,张爱玲的复出与读张的风气便逐渐兴起。[1](P21~24)至90年代初期,张爱玲的研究已经形成热潮并涉及诸多研究视角。阅读与研究的热潮同样也触及到当代大陆的文学创作,当时,有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地对张爱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影响的痕迹。以本文所言的作家苏童为例,他的一些创作就曾被许多研究者指认为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然而,有关苏童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具体接受内容,却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深入地展开研究。由上述现象提取问题:在超越时代、性别的前提下,苏童为何对张爱玲进行了当代接受?这一接受过程包含怎样的内容?作为经典的文学现象,张爱玲文学的当代接受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本文将在以下的论述中加以揭示。一、历史与作家的自我认同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曾被研究者赋予了一个独特的称谓:张迷。置身其中,苏童的阅读应当属于读者与作家身份兼而有之。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着先锋文学浪潮开始显露于文坛的苏童,在自觉接受张爱玲创作时仍然表现出超乎想象的一面:据刘川鄂在张爱玲传中记录,苏童199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谈话时说,他甚至怕读张爱玲一读就中了魔,找不到自己。[2](P23)而在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的评选中,苏童更是在例举九部外国作家的短篇之后,提到张爱玲是这个选集里唯一的一位汉语作家,我选鸿鸾禧,是因为这篇作品极具中国文学的腔调,是我们广大的中国读者熟悉的传统文学样板,简约的白话,处处精妙挑剔,一个比喻,都像李白吟诗一般煞费苦心。[3](P58)以某种眼光看来,苏童对张爱玲的肯定主要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以苏童为代表的先锋作家一般都被看做是接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影响而进行创作的,这一前提使人们在初次面对张爱玲和苏童接受关系时会感到意外;其二,就文学史一般的承继关系来看,男性作家受到前辈女作家的影响同样会让人感到意外,除了性别意识、生活经验因素造成创作题材、文字处理等多方面的差异之外,男作家是否愿意承认这一影响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然而,从苏童的言论中我们已经读到了这种认同,这不由得使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域去审视上述问题。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在张爱玲和苏童小说中的影子,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思考两位作家传承关系的逻辑起点。而从这一起点延伸下去,我们又会发现人性、心理等内容又是二者共同偏爱的部分。当然,如果我们可以从两代作家历史传承的接受机制特别是张爱玲文学的当代接受上予以审视,那么,作为日益经典化的张爱玲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前辈作家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其间还包含着拨开历史尘封的记忆后,一位作家文学传奇世界以及传奇人生的传播、接受程度。从80年代中期以来张爱玲创作的大陆再生,到90年代走向巅峰,张迷的为数众多,与张爱玲学(简称张学)浮出历史的地表并博取显学地位,张爱玲的文学已然上升为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张爱玲现象。在现代作家的当代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张爱玲惟鲁迅所不逮的程度,俨然形成了一道风景、一种氛围。但针对文学创作特别是作家个案而言,张爱玲对于包括苏童在内的当代作家的影响可能是个别而独特的。比如,在回答对你的写作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家这样的问题时,苏童就曾指出:说到张爱玲和萧红,她们那种感觉、观察世界的方法和奇特,带有强烈的女性还不是一般女性的特质,非常敏感,非常小心眼的女人。如果一个女人能把自己的小心眼儿无比扩张、扩大,那她就是一个天才了。因为女人的小心眼儿,把它放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是和男人斗、同事斗、和别的女人斗,那是一般的女人。但是张爱玲这样一个奇特的女人,把它变成文字了。变成文字之后跟人斗、和她的人物形象斗。这就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张爱玲了,可能很少有人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她。[4](P233)苏童从个性气质融入文字的角度看待张爱玲,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作为作家之张爱玲的性别意识层面。而这一点,一旦和他所言的张爱玲让我想起了林黛玉,但张爱玲完全不是林黛玉。因为张爱玲是走出潇湘馆的,世道人心,见多了,目光就更加锐利,可以直指人心,闲言碎语,听多了就长出一双顺风耳,多远的路,多隐秘的窃窃私语,都可以复述如新[5](P320)联系起来,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历史认同倾向:苏童服膺的是张爱玲讲故事的能力、技法以及比大观园中林黛玉式的冷眼看人还更冷酷的目光,这一看法使两者都以自觉接受的共同传统红69第1期张立群等:经典的传承及其文化意味楼梦为背景,又在二者的创作中完成了传承的历史化过程,因而,是耐人寻味的。二、家族怀旧与颓废气息有关苏童对张爱玲小说的接受,王德威曾不止一次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苏童擅于遐想民国风月,演述家族颓废传奇,如罂粟之家,引人入胜[6](P29);苏童其实从未刻意学张,只是在他最好的作品里,他所流露的怀旧情态,对世路人情的细腻拿捏,还有他耽美颓废的视景,无法不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像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这类作品,白描没落家族里的奸情与凶险,大白天也要闹鬼的阴湿环境,真个是缛丽幽深,再现金锁记、创世纪的风采。[7](P46)这些讲述实际上将苏童对张的接受定位于怀旧、家族题材并涉及具体的艺术特征。由此回想张爱玲当年创作的盛景,尽管喜爱居住高层公寓、聆听世声的她常常以大都市(上海、香港)生活为故事背景,但就其文本而言,张爱玲笔下的故事不外乎家庭题材、众生世相。结合张爱玲个人生活经历进一步深入,极少与他人交往、仅能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汲取写作经验的她,往往是以有产阶级作为书写对象,这一状况与家庭题材相映成趣,实际上限制了张爱玲小说的结构格局及篇幅规模;而从故事的艺术角度,张爱玲其实走得是通俗的先锋一路:一方面,故事的本身是通俗的、大众的,另一方面,则是张爱玲在融合中西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现代精神。张爱玲所处的时代自然决定了她的故事多写20世纪30、40年代的现实生活,但对于家庭生活场景中痴男怨女、悲欢离合、繁华与荒凉、堕落与颓废的入木三分的刻绘,又决定了当代作家走进她的故事世界中时,难免走怀旧、发古之幽情的道路,直至虚拟民国氛围,复制鸳蝴幻象,把题材定位于由新翻旧上。这样,所谓家族怀旧与颓废气息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考察苏童的名篇,比如:因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广为人知的妻妾成群,苏童曾言:当初写妻的原始动机是为了寻找变化,写一个古典的纯粹的中国味道的小说,以此考验一下自己的创造能量和动力。我选择了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题材,一个封建家庭里的姨太太们的悲剧故事,这个故事的成功也许得益于从红楼梦、金瓶梅至家、春、秋的文学营养。而我的创造也许只在于一种完全虚构的创作方式,我没见过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我不认识颂莲、梅珊或者陈佐千,我有的只是白纸上好画画的信心和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8](P1)怀着对以往创作的不满,苏童一直期待改变风格来改变自己。妻妾成群显然是成功的,然而,在1989年春天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激起苏童创作欲望的不过是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古老故事:妻妾成群故事古老并充满着欲望。但新嫁为妾的小女子颂莲进了陈家以后怎么办?一篇小说假如可以提出这种问题也就意味着某种通俗的小说通道可以自由穿梭。我自由穿梭,并且生平第一次发现了白描式的古典小说风格的种种不可言之处。[9](P62)很难说,苏童在重温古老的故事时有几分和张爱玲相似或曰有几分借鉴了张爱玲的创作,但如果我们对比两位作家对待这类故事写作时的观念却不难发现异曲同工之处。在苏童笔下,所谓家族故事总是与某种历史叙事联系在一起的。在妻妾成群、红粉、米、我的帝王生涯等小说中,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家族背影。在南方乡村、时间模糊的背景下,苏童经常以回忆的姿态构思着这样的故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讲述首先在于苏童对于回忆本身和南方生活的敌意。正如苏童在其中篇南方的堕落中写过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对自己南方的记忆从来不认为是愉快的、充满阳光与幸福的,决定了苏童常常感到与故乡之间一种对立的情绪[10](P185),也许这种尖锐而并不正常的情绪本身并无任何理由,但南方那种常常阴郁的色调、童年生活场景逐渐物是人非,都使得苏童在接受传统中国文学叙事原型时,不自觉地将颓败型家庭叙事与南方精神结合起来。怀着对历史的独特兴趣,我不是对历史感兴趣,而只是对一些发黄的东西感兴趣。比如说,一张今天的报纸,我并不感兴趣,但是如果茶水倒上去了,弄得很脏了,我一定拿出来看一眼。对于我来说,我的兴趣并不在于历史本身。在我的所有的小说中,具体的历史事件在小说中是看不见的,是零碎的,只是布景。因此,我对历史表达从来是不完整的,甚至有时是错误的[11](P206~207),苏童的回忆散漫、随意。透过那些发黄带有霉味的故事,我们可以察觉苏童对于现实和今天的疏离。很多人都注意到苏童80至90年代小说中一再出现的逃亡动作,人只70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