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研究综述摘要：一代才女张爱玲除了有传奇的人生经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个人魅力之外，对她及她的作品的接受和研究也走上了一条颇具戏剧性色彩的研究道路。

本文主要依据对张爱玲研究时间段的划分，介绍各个研究阶段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及其主要观点等内容，展示各阶段的研究热点，分析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等问题，梳理研究脉络，展现张爱玲研究的主要状况，从而对六十年来的张爱玲研究工作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总结。

关键字：张爱玲研究研究时间研究者研究热点谈及张爱玲，首先在我脑海中浮起的是当初在一本书上所见的一张黑白照片里的形象，那是一个有着姣好的妆容，梳着古朴式的整齐的盘发的女子，身着一袭精致的旗袍，只是一个侧脸，却流露出无限的深意。

照片里她微微地低着头，静静地俯视什么，眉宇间却流露出一种说不清的落寞之感，似乎陷入了某种沉思，就如同她和她的作品一样，意蕴深厚，却令人捉摸不定。

张爱玲是独特的，而她的这种独特不仅表现在她传奇的人生经历，别具一格的个人魅力，以及富有特色的文学创作上，甚至连对她的作品的文学接受和研究也走上了一条戏剧性的道路。

她曾是上海滩炙手可热的才女，自1952年远走美国后却一度在国内销声匿迹，连带着她的作品和成就也逐渐地被读者和研究者们所抛弃和遗忘。

而随着海外和港台地区“张爱玲热”的掀起，逐渐开化的大陆文坛也重新拾起了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无法忽视的重要人物，并借着这股研究热潮对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和探索，研究成果蔚为壮观。

本文的主要内容便是依据对张爱玲及其文本研究的时间段划分，简述其发展过程，包括研究学者及其代表著作，研究热点，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等内容，展示张爱玲研究的发展概况。

从对张爱玲的研究的时间段划分上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20世纪40年代1943年5月至1944 年4 月，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张爱玲连续在《紫罗兰》、《万象》等杂志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多部小说作品，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为当时大上海红极一时的大才女。

而相比于对她的文学作品的接受，对于张爱玲的研究工作是相对滞后的，其中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

1944年5月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在《万象》杂志上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揭开了“张学”研究的序幕。

文中不仅肯定了张爱玲的个人才华和写作技巧，而且对《金锁记》、《倾城之恋》、《连环套》做出了分析与批评。

其中既有将《金锁记》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比拟的赞赏，“《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也有指出《连环套》最大的弊病在于“内容的贫乏”，且“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等中肯的批评。

对此，张爱玲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写下了《自己的文章》一文针对傅雷的观点进行逐条批驳和解释，其中也是对张爱玲自身创作态度和文艺观的阐述和论说。

而就在傅雷发表文章的同时，《杂志》月刊也登出了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

众所周知，当时的胡兰成正与张爱玲交往密切，尽管胡兰成相比于旁人能更为了解和贴近张爱玲的思想个性，但也不乏因个人情感因素而产生的对张爱玲的阿谀吹捧，表现为文章中言辞过于华丽，情思浓溢，从而缺乏了一定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的问题。

当然，文中也不乏其个性的见解，例如在文章开头便提出“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可见，在胡兰成的眼里，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不管是描写明亮还是叙说阴暗，都呈现为一种冷色调，这也与张爱玲所自叙的“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的观点所呼应，奠定了其苍凉冷峻的写作基调与意境。

此外，这个时期张爱玲研究的重要成果还有现代女性文学史家谭正璧的《论苏青与张爱玲》，柳存仁的《说张爱玲》，章品镇的《<传奇>的印象》等。

总的来说，四十年代张爱玲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研究者的研究工作相对浅显，研究领域相对狭窄，且其批判和研究的深度也尚未触及作者创作的深层意蕴，多为单篇的论文，整体上还有待提高。

（2）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在建国以后，自张爱玲1952年出走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张爱玲在国内这个名字全然不见了踪影，报刊杂志，甚至连公开出版的现代文学史的书上也没有她的一席之地，致使这位曾经享誉一时的才女在当时国内的读者中鲜为人知，然而究其原因，是与张爱玲所创作的《秧歌》、《赤地之恋》两部作品有关的，其中涉及的反共倾向导致了政治上对张爱玲的公开避讳，致使王瑶、张毕来等一批学者在编写现代文学史时，出于政治考虑而对张爱玲只字不提。

因此，这个时期的张爱玲研究工作主要是由海外华人和港台学者所承当的，在取得明显的进展的同时，也悄然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

这个阶段属于张爱玲研究的开拓阶段，而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1961年，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进行了长达四十多页篇幅的讲述和介绍，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篇幅超过了鲁迅的一倍多。

文中他高度评价了张爱玲，“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在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而且他还认为《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由于夏志清对张爱玲极高的文学史地位的评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迫不及待地走进张爱玲和她的作品。

其次，台湾学者在搜集和整理张爱玲研究资料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水晶是台湾“张迷”中极为痴迷的一个，他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是《张爱玲的小说艺术》。

由于他曾两度赴美拜访张爱玲，有过与张爱玲直接的接触，因而他也掌握了张爱玲在美国生活期间鲜为人知的资料，这些也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著作中还涉及了对张氏小说的象征，意境，心理描写等内容的讨论，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

此时，值得关注的还有发生在唐文标和朱西宁以及王翟、银正雄之间的论争。

唐文标是著名的张爱玲研究专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编辑了《张爱玲研究资料大全集》、《张爱玲卷》等专著，为后人研究张爱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参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然而，在肯定张爱玲艺术天分的同时，他也提出了张爱玲作品中缺乏“道德的批判”和积极的社会作用，只是“趣味主义”地描写她所熟悉的“腐朽、衰败、垂死、荒凉”的观点。

通过《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等论文的阐述，他提出尽管作家会受到环境和经验的局限，但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不能不包含价值判断，作品中道德批评的减少很容易将善恶导致，影响人类社会的平衡，因而“严肃文学中应有人性标准，应有道德制裁，应有‘君子爱人以德’的内容。

”针对唐文标的批评，以朱西宁为代表的学者也发表了《先觉者、后觉者、不觉者——读<张爱玲杂碎>》的论文来予以驳斥，批评其文学功能论和殖民地作家的观点。

相比之下，香港的研究则显得冷清许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林以亮先生，他本人不仅是张爱玲的好友，使他将张爱玲的作品推荐给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还担任了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著有《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等作品，反映了张爱玲的创作生活，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资料之一。

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这些深处异乡的海外华人和港台地区的学者来进行的，其研究内容已经突破了对张爱玲作品的表层研究而逐步深入其意蕴内涵，关注的重点在于对张爱玲作品中所展现的荒凉的人生意识和宽厚同情心，但缺乏对张爱玲所生存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研究，致使研究中不免带上了个人色彩。

但从零散的评论到系统整体的把握以及专门研究者的出现都标志着张氏研究学术品格的确立。

（3）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叶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界逐渐地实现了思想的变革和解放，而文学史观念的革新也使得大批的现代作家重新回到了文学史的家园，文学史的格局被重新改写，其中就包括被请回文学史的“张爱玲”。

从此，张爱玲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规模多角度的研究工作逐渐展开，新问题、新观点、新资料不断提出，由于大陆文坛的参与，张学逐渐成为一门更加系统全面的学说。

因而80年代至今，也被称为是张爱玲研究的回归时期。

最先将张爱玲纳入大陆文学史排行榜并给予较高评价的是钱理群、吴福辉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而此后随着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不断地对张爱玲进行定位与刻画，使得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地得到确认和巩固，同时在整体上把握张爱玲也具有宏观性的意义。

除了进入文学史的视野以外，张爱玲研究的论文也在质和量上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温儒敏的《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中提到1981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张爱玲传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文章。

而随着夏志清中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入，“促成了大陆文学界普遍的‘读张’的兴味”，使得张爱玲也“正式进入了一些大陆文学史家和研究生的论文视野”。

早期研究者中有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户-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都比较‘正式’地考察了张爱玲小说的题材、手法与风格上的特点，注意到其与新文学‘主流’有所不同的‘性质’，并小心翼翼为张爱玲说几句肯定的话。

”其中在赵园一文中，通过分析文本提出了“构成张爱玲小说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封建性”，“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是张爱玲发掘人性发掘洋场生活特殊本质的角度”等观点使得后续研究者开始从不同角度论证命题使得发展和完善。

此外，还有吕启祥的《<金锁记>与<红楼梦>》，宋家宏的《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及《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曹七巧探》，张淑贤的《精神分析与张爱玲的<传奇>》，赵顺宏《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姚玳玫的《闯荡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张爱玲小说悖反现象研究》等等，都是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作品，开始运用各种方法分析作者及其作品，揭示其意蕴内涵，同样也为张爱玲研究做出了贡献。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的兴趣也开始转向了张爱玲传奇的一生，1992年下半年至1995年出这两年多时间便有四部有关张爱玲的传记出版，分别是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及余彬的《张爱玲传》。

前三部作品单看名字总不免令人遐想有图书商业包装的嫌疑，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张爱玲的了解需求而写的仓促之作，相比之下《张爱玲传》则保持了一定的学理性，在结合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张爱玲的身世、生平经历及创作做出深入的剖析，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