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朝鲜双重外交的形成及影响
摘 要：近代朝鲜的双重外交是指朝鲜在保有与清政府宗藩外交的同时，与其他外部世界建立了条约外交。这种局面的出现有三种原因：首先，是朝鲜国内开化思想的推动；其次，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诱导作用；第三，列强要求立约的外部攻势也促成了双重外交。双重外交对朝鲜近代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朝鲜；双重外交；历史形成
近代朝鲜的外交具有阶段性特点，即前期闭关锁国，奉行单一的宗藩外交，中期条约外交建立，宗藩外交与条约外交并存，后期沦为殖民地，丧失外交自主权。其中，双重外交时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出现受朝鲜开化思潮的推动，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双重外交建立的诱导力量，列强打开朝鲜国门的外交攻势是双重外交局面出现的外部因素。在双重外交体制下，朝鲜外交出现新特点，即宗藩外交突破朝贡与册封的单一形式，同时，朝鲜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尝试。
一、双重外交形成前的周边局势
朝鲜确立双重外交前，东亚有着自成一体的外交体系，这就是宗藩外交或称作朝贡外交。中国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优势，因此成为宗藩体系中的宗主国。朝鲜、越南、缅甸、琉球是这一体系中的藩属国。朝贡与册封是维系这一体系运行的重要方式。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一体系的核心清政府沦为半殖民地，其藩属国也相继成为列强的侵略目标。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面对列强对其藩属国的侵略只能听之任之，至19纪纪70年代末，清的属国琉球被日本割占，越南和缅甸不断遭到法英的侵略，东亚自成一体的礼治体系出现缺口。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大院君执政时代，朝鲜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多次驱赶前来叩关的美法舰船，又拒绝抱有“征韩”企图前来“复交”的日本，但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把目光锁定身处东亚要地的朝鲜半岛。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迫使其签订《江华条约》，对日开放口岸，允许日本入朝贸易。这一历史性事件给朝鲜带来巨大冲击，触动了朝鲜全国上下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这种骤变的外界形势。日本势力已深入朝鲜，势必刺激欲与朝鲜建立通商关系的其他列强。如果此时列强前来要求建交，是继续被动消极应对，以致引发战事，被迫结城下之盟，还是改变外交方式，思考如何打开国门以自强。是摆在朝鲜面前的巨大时代课题，这预示着朝鲜政权在外交上必然做出某种变革。
历史上，中朝的宗藩关系一直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典范。两国的关系最为稳定与笃厚，两国在应对第三方的侵略时，常结成军事同盟，如明朝的御倭战争、清朝的抗俄斗争。但是到了近代，当美、法、日对朝鲜进行武力侵犯时，不足以自保的清政府却束手无策，只能视而不见，任凭事态发展。如1875年的日本侵朝事件，朝鲜求助于清政府，清廷惧怕引火烧身，不愿插手其中，命朝鲜自行处理。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大量主权，对列强割地赔款。清廷的衰败震撼了朝鲜。在他们眼中一向强大的“天朝上国”都不得不打开国门，弱小的朝鲜恐怕更难坚守锁国之策。但是若要开放，以何种形式？而此时，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条约外交正以其近代外交的强劲生命力在全球大行其道，这势必成为朝鲜政权的最佳选择。
二、双重外交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
1.开化思想助推朝鲜政权打开国门
开化思想是近代朝鲜历史上一股进步思潮。它是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与朝鲜传统的实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外来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是由中国和日本传入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一批进步思想家，他们放眼世界，关注民族命运，试图找到民族振兴的道路。这些人提倡“经世致用”，并著书立说，向国人介绍当时世界的形势。他们当中杰出的代表人物如魏源、徐继■，他们创作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不仅成为当时中国人看世界的一扇窗，也成为当时来华的朝鲜学者和使节的启蒙教材，成为他们开化思想的重要来源。朝鲜学者崔汉绮曾根据这两本书的主旨思想写成《地球典要》一书，“不仅向读者介绍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主张朝鲜需要开放门户与外国交往。”[1]277部分朝鲜政府官吏也倾向开化，朴■寿是他们当中的重要代表，他出使中国后，接触到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认识到朝鲜形势危急，建议朝鲜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他指出：“顾今宇内情形日变，东西诸强并峙，与曩日春秋列国之时相同，今盟征伐，将不胜纷纷矣„„内治外交不失宜，犹可自保，不然则弱昧先亡，天之道矣。”①这一时期，朝鲜与日本明治政权也有了更多的接触，朝鲜每年都派出修信使出使日本，他们大多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官吏，这些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者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进步，对资本主义文明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们认识到：朝鲜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局面，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
至19世纪70年代末，朝鲜的开化派已形成，其主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反对朝鲜恪守闭关锁国，主张朝鲜以适当的方式打开国门；其二，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朝政，使朝鲜迅速开化，成为近代化国家。这些开化派成员多出身于封建贵族官僚，因而其主张对朝鲜政权的决策层具有一定影响力。在开化派的推动下，朝鲜全国上下掀起了“开国上疏运动”，要求朝鲜政府开国，吸收近代文明，与外国通商。在朝鲜面临主动还是被动开放的难题前，开化思潮无疑成为朝鲜政权决策的舆论助推力量。
2.清政府“以夷制夷”之策推动双重外交形成
日本打开朝鲜国门之后，对朝鲜提出了更多的侵略要求，沙俄也以将兵力集结于海参崴，企图在朝鲜占据一个不冻港。美英等国也从未放弃打开朝鲜国门的野心。朝鲜对于清政府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战略意义。一旦失去朝鲜这个重要的藩属国，那么以清政权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则完全瓦解，清政权将彻底失去这个体系中的大家长地位。更为紧迫的是，朝鲜陷于他国之手，对清王朝东北边疆安全将迨患无穷。
此时，清政府官员中的一部分纷纷谏言献策，谋划如何应对朝鲜危机。这当中，福建巡抚丁日昌和清驻日大臣何如璋的建议对清政府的决策起了重要影响。他称：“如朝能与泰西诸国通好，将来两国（日、朝）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庶可稍遏日本侵朝的气焰。”②即引进西方势力制衡日本。清廷也意识到：“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计中，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③遂打算引进西方势力制衡日本，“以夷制夷”之策由此形成。
与此同时，清驻日大臣何如璋致函清总理衙门，称“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如能早与各国通商尚足牵制”。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更为之拟定《朝鲜策略》，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2]1880年，当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臣金宏集拜访何如璋及黄遵宪时，黄遵宪向朝鲜使者阐述了其为朝鲜制订的平衡外部势力的对策，并将《朝鲜策略》赠之，金宏集等人回国后，将之呈给朝鲜国王，由此在朝鲜国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大多数朝鲜官员认为，《朝鲜策略》非常适用于目前的朝鲜外交，不可将之束之高阁。正是在《朝鲜策略》的影响下，朝鲜最终确立接受了清政府的“以夷制夷”之略，打算与西方立约通商。1880年11月，朝鲜国王派侦探委员李东仁赴东京会见何如璋，请他出面代为周旋，与美国结交。这表明朝鲜最终确定了立约通商的开放国策。其后，在李鸿章等清廷官员斡旋之下，朝美之间签订通商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在清政府的“襄助”下，英德法等国也先后与朝订约。朝鲜由此步入双重外交时代。 3.列强的外交攻势是朝鲜双重外交形成的外部助推力量
19世纪晚期，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迈入帝国主义阶段，对市场和资源的掠夺更加疯狂。而此时的朝鲜是以其地缘优势吸引了列强的目光。早在19世纪中期，列强就曾多次侵扰朝鲜，妄图打开其国门。1864、1865、1866年，俄国多次闯入朝鲜，要求立约通商。法国更是试图以传教士为先驱，打开朝鲜国门，于1866年制造“丙寅洋扰”事件。英国为在东亚与俄一争高下，多次驶入朝鲜海峡，一度制造“对马危机”。美国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次侵朝未果，制造了“舍门号事件”和“辛未洋扰”事件。日本更是对朝鲜虎视眈眈，于明治维新后便已形成“征韩策”。但由于朝鲜奉行“闭关攘夷”之策，面对诸列强的轮番攻势仍坚守了十余年。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率先打开朝鲜国门，获得了诸多权益，从而也大大刺激了列强挤进朝鲜的欲望。
这期间，朝鲜统治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在国内，开化势力要求打开国门，与外部建交，使朝鲜走上近代化之路。在外部，日本更日益贪婪，不断试图通过各种时机和手段扩大在朝权益，沙俄也迫切地要求与朝鲜立约通商，1880年初，沙俄骑兵一度侵入朝鲜庆兴府，要求朝鲜与之立约通商。并于海参崴一带增置重兵，意在用兵朝鲜。打开朝鲜国门，不独美国、沙俄有志于此，英法等国同样翘首以待。朝鲜内部有识之士认识到，朝鲜若不采取适当的外交政策，一味地闭关固守，一定会社稷难保。而此时，正值清政府官员提出朝鲜应“联美以拒俄”建议，朝鲜结合内外形势，认为主动开国，尚能在订约时保留较大的自主余地，保全更多利益，于是因势利导，在清廷的斡旋下与美国签订第一个自主的条约，开启了外交的新纪元。
三、双重外交体制下朝鲜外交的特点
1.宗藩外交突破朝贡与册封的单一形式
《朝美通商条约》刚刚签订，朝鲜政府便派鱼允中、李祖渊携带国书来华陈奏，陈奏的主旨即“变通中朝间旧制”，具体要求有两项：一是要求两国建立新型的贸易关系，即令两国在双方已开口岸开展官方与民间贸易，目的是通过互通贸易，以分外人独占之利；二是要求准许朝鲜遣使驻扎北京，以互通情报。①国书上呈礼部之后，引发了清廷上下的热议，礼部认为关于朝鲜贸易方面的请求，“现在各国既已通商，自应量予变通，准其一体互相贸易”，至于“遗使驻京”一项，则事关“藩服体制”，“事多窒碍，着不准行”，②予以否决。既准许贸易，采取何种贸易方式，是清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总理衙门经过商讨，借鉴美国与朝鲜的贸易规则，制订出《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1882年10月，中朝间正式签订该章程。
该章程的签订，标志着中朝间的外交和贸易已突破旧制，具有一些近代外交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几方面：一是条约形式首次用于处理中朝间外交事务上。条约外交盛行于近代西方世界，它以国际惯例和国际法为指导，以签订和履行条约内容为手段，是近代外交的表现形式。二是就《章程》的内容来看，其相关规定也突破了中朝间旧制。在贸易方面，章程规定“准许两国商人到彼此已开口岸贸易，所有土产完成税钞外，可到指定地点进行交易，双方商人可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入内地采办货物。”③在宗藩外交下，中朝间的贸易除朝贡贸易外，只有三处定点贸易，即中江、会宁、庆源，《章程》使中朝间的贸易规模扩大了。不仅如此，两国还开放了海禁，两国贸易的商船往返于烟台与仁川之间。这些贸易形式使中朝间的交往突破了朝贡体制的限制，更加频繁和自由。三是中朝间的外交体制出现了新变化，以往两国间事务均由行使代为传达，《章程》签订后，中朝双方互派商务委员长驻两国。中国商务委员常驻汉城，朝鲜则驻于天津，商务委员不但处理两国通商事务，且可涉猎对外交往事宜。因此在实质上具有“大使”的性质。
2.朝鲜出现外交自主倾向
朝鲜实现条约外交后，列强势力涌入朝鲜，清政权为了保持对朝鲜事务的影响力，改变了传统宗藩外交下不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做法，全面干涉朝鲜事务，如派兵平息朝鲜的两次政变，并借机取得在朝鲜半岛驻扎兵力的权利。同时，袁世凯驻朝期间，对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外交事务更是多加干涉。而开国后的朝鲜，西方国际法等近代主权国家观念广泛传播，如各种译本的《万国公法》一度成为朝野人士热捧的读物，这大大激发了朝鲜的国权意识。而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则为朝鲜提供了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的范例。朝鲜开化派主张废除与清廷的宗藩关系，开化派代表尹致昊曾声称：“我国自美英诸国缔约之日便成独立国家。”④俞吉浚在《国权》一文中也写道：“以天地无偏之正理，行一视之道，则有大国一国，小国一国，天下无国上国亦无国下国，一国为国之权，毫无彼此之殊。”[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