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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

第九单元经世致用【教学目标】1.学习《〈日知录〉三则》,了解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著述贵独创、立身贵务实等思想,体会其“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学习《浙东学术》,了解章学诚反对“空言学问”、提倡“切于人事”的学术思想,体会浙东学术的务实精神。

【教学时数】4课时【教学内容】单元文化一、“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

“经世致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

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

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

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

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

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

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

“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

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

又称经世致用之学。

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王源等等。

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

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

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

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

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国家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

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之路。

归纳起来明代“经世致用”的具体内容,有以下五点:第一,务当世之务。

第二,勇于任事的精神。

第三,致力创新的精神。

第四,注重调查研究。

第五,研究范围宏伟广大。

二、顾炎武与《日知录》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清代学术思潮时,将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清代学术思潮的兴起,是“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并说“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

虽立论激越卓绝,也不无根据。

北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全盛时期。

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使得封建统治阶级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魏晋以来玄学的兴起,佛学的繁盛,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冲击很大,迫使一些学者研究佛、道思想,引申、发展儒学观念,由此形成理学思潮。

理学家批判地吸收了某些禅道思想,普遍关心天道、心性等问题,或者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奉为天理(程朱理学),或者认为人心即理,良知即理(陆王学派),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哲学。

明清时代,科举考试题目出自儒家经典,也沾染上了理学的味道。

顾炎武生于明末,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坚决反对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参加反清复明活动。

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嘱他“无仕异代”,他终生遵之。

当大势已去,恢复无望之时,他则洁身自保,多次拒绝清廷的诏举,以死为誓,不复出仕。

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他认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的责任,可以推到国君大臣等“肉食者”身上,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渊源。

以天下为己任,是顾炎武治学的出发点。

他清醒地认识到理学崇尚空谈的危害,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理学的离经叛道。

顾炎武反对理学家一味推崇形而上之“道”而轻视形而下之“器”。

所以,他治学弃华就实,不为空言。

举凡典章制度、郡邑沿革、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赋役屯田、军事边防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都是他关心的焦点。

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两部巨著之中,而后者为作者积三十多年精力著成,尤为精湛。

三、章学诚与《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我国清代一部综论文史、品评古今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同时,它也是章学诚的代表作。

它和刘知几的《史通》一同被视为我国现代史学实际的双璧。

章学诚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一位出色的史学评论家。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只批判了过来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

他对编纂史书的详细做法,又表如今他所修的诸种中央志之中。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树立了本人的史学实际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后人修志经历的根底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念,树立了方志实际体系,创建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位置。

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实际就有浓重的兴味,并且所发的谈论常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

但他对此却很腻烦,于是偷偷压服了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然后依据本人的意图,把它们剖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

可是这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次要阅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他真正萌发撰写一部史学实际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岁的时。

章学诚在太学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决计着手撰写《文史通义》的直接缘由。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学诚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任务。

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四处处受牵制,难以发挥本人的才干。

尤其令他愤慨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本人手中的权利,颠倒黑白。

数年之后,章学诚忍辱负重,愤然分开志局。

分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怀和重视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经过叙说刘知几在史馆里的遭遇,不只暗示了本人分开志局的缘由,同时也阐明了本人开端撰写《文史通义》的缘由和动机。

公元1772年,时年35岁的章学诚开端动笔写《文史通义》。

由于他终身贫穷,为了生计经常要四处奔走,使他不能够平稳坐下来从事学术研讨,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时断时续。

章学诚去世前一年,由于积劳成疾,曾经双目失明,即便这样,仍笔耕不辍。

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方案的《圆通》、《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便遗憾地离世。

《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自章学诚35岁起,至他64岁去世时止,共历时29年。

但严格说来,仍没有写完。

四、关于浙东学派狭义浙东学派,指浙东学派指今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学者所发展的学术,盛于明清,源头可追溯至两宋,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因这些代表人物均系浙江东部故名。

阳明学派及浙东史学或包含其中。

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义浙东学派,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派别,如宋今浙中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今浙南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清初浙江的学术研究异常繁荣,与江苏、安徽平分秋色。

浙东的学术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论者每每肯定其研究史学的成就。

其实浙东学者是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的。

浙东学派的经学研究,由黄宗羲开其端。

【经典原文】《日知录》三则[顾炎武]【教学目标】1.熟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积累文言词语。

2.了解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著书贵独创、立身贵务实等思想。

3.体会其“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教学时数】2课时【教学过程】一、导入新课顾炎武治学,并非纸上谈兵,亦且身体力行,注重实际调查。

他晚年流寓秦晋之间,每出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他怀抱经世之才,不愿为统治者所用,常常自己“小试”一番。

他曾垦田于山东,畜牧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

曾慨然叹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他漂泊北地25年,最终客死异乡。

然其生活所资皆赖自我操持经营,财力有余,无需乞求,可见其非凡的经济才能。

二、精读探究文须有益于天下【原文】文之[取独]不可绝[断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阐明道理]也,纪[记载,记述]政事也,察[体察]民隐[隐情]也,乐道[称道]人之善也。

若[像]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好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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