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un.,2001　第22卷第3期 Journal of Chenzhou T eachers C ollege V ol.22N o.3林语堂翻译文本的文化解读李永康(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湖南郴州　423000)收稿日期:2001-01-22作者简介:李永康(1965-),男,河南固始人,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生。

摘　要:关于翻译文本的评价,传统译论主要致力于两种文本的比较,分析翻译手法,体会翻译的效果。

这种注重文本内因素的做法往往使不同的评论者对同一译本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文化翻译理论舍弃了文本语境,而是把文本的评价纳入一个总体的文化语境之中,从跨文化交流的效果来评判翻译文本的得失。

根据相关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林语堂翻译文本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翻译文本;文化语境;跨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42(2001)03-0066-04 林语堂的“中文是漂亮的中文,英文是典雅的英文”,“中文好到无法译成英文,英文也好到无法译成中文。

两者都是炉火纯青、‘缺少可译性’,是文之至美”[1]。

林语堂提倡白话文,提倡用现行的语言,他在《语丝》杂志上刊登的幽默小品,清顺自然,朴素简洁,充满了机智恢谐,盎然趣味。

他的中文散文文笔简约,恬静的艺术潜质直追《世说新语》、《阅微堂笔记》。

其英文自由流畅,精巧圆熟,状物叙事,栩栩如生;立论排议,言简意赅,稳重老到的笔墨堪与英语散文名家斯威夫特、培根相媲美。

纽约艾迈拉大学(E lemira C ollege )校长在给林语堂颁授荣誉学位时,盛赞林语堂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说林“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 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 ”[2]。

一个中文作家,其英文写作令英美人士嫉妒、羡慕并绝望地自叹弗如,其双语、双文化能力(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proficiency )自然不容怀疑。

于是便有人促狭地想,既然有这些能力,让林语堂翻译自己的作品好了,看看其译文是“鲜花着锦、列鼎烹油”般的辉煌,抑或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

一翻资料还真令人疑窦顿生:林语堂英文之作大部分是由别人译成中文的,而且林氏对译本首肯的甚少,他甚至声明对其作品“劝国内的作家勿轻易翻译”[3];有研究者认为,部分其亲自捉刀的(严格上说是改写的)中文作品“与其英文原作在对应关系上的确不够准确,因而不能说是很好的译文,但他们是流利生动的”[4]。

既然高水平的双语、双文化能力不足以造就高水平的译文,那么影响译文或译文评价的因素一定别有堂奥,至少林语堂对此十分明了。

幸而林译《浮生六记》提供了一个洞察的窗口。

《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5]原是清嘉庆年间苏州文人沈复的一部自传,因其生动地记述了作者的婚姻爱情、家庭变故、闲情逸趣及山水游乐而广为流传。

林语堂对作者所秉持的朴素而纯真的情趣,享受的自然而恬静的生活心仪已久,怀着讽喻劝世和传播文化的目的,易稿不下十次,于1935年将其译为英文,并陆续刊载在英文《西风月刊》及《天下月刊》上,同年在上海出版了英汉对照本。

译文在西方引起不小的轰动:“颇有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可见此小册入人民之深也。

”[6]在国内,林的译本也被誉为“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一个翻译介绍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典范”[7]。

一、方兴未艾的文化翻译理论正当国外读者对林语堂的英文译作和创作作品如痴如醉的时候,不少国内双语学者对林的译文文本与源语文本进行了比较,结论是林语堂将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复杂的事简单化,简化后还要仔细解释。

路人皆知的社会情况,一挑即明的风俗人情……就得一一说来”,“在西方走红的一系列‘中国人’写的‘中国书’,中国人看了,不知好处何在,碰了西方读者哪根神经”[8]。

有人更怀疑林语堂的文化立场,认为“可惜的是他在西方文化经典的重压之下,无形中放弃了平等对话原则,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9]为什么一种译本激起不同读者的不同反应?为什么一个译者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在文化壁垒间来往驰骋的“战车”,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成了“跑冒滴漏”的“破拖拉机”?传统的翻译标准,从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到严复的“信达雅”、许渊中的“三美”、傅雷的“传神”、钱钟书的“化境”、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从泰特勒的“翻译和原则”到奈达的“传意、达神”、纽马克的“读者反应论”、费尔梅的“忠实、等值的翻译”,都摆脱不了“翻译标准绝对论”的影响,都是站在文本的高度上,而不是超越文本来比较文本,尽管不少人已注意到文本语境之外文化语境的重要性(例如奈达)。

持这些标准的人,要么从源文本(S ource text)或的文本(target text)角度,要么从源读者或的读者的角度,当然也有从源文化或的文化的角度去评訾译本,由于理论话语的不平等地位,造成交流失败。

于是翻译标准具有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弹性尺度,既无法对译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也不足以指导翻译活动的实践。

文化翻译理论的出现为解决翻译标准的纷争,解释译文的手法及得失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工具。

文化翻译是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认识翻译活动的一套理论,国外有人称为“Intercultural C ooperation”(H olz Mantlari,1984:171)、“Aculturation”(Andre Lefevere, 1992)、“Culture Equation”(Lance Hews on et al1991: 111)或“Culture Return”(Snell.H ornly,1988),国内学者一般称之为“文化翻译”。

尽管这一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已经开始关注自然、语言、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类所处自然环境的相似性和相异性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也是跨文化交流必要性的根源。

坚持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的观点,认为“语言表达文化现实,语言体现文化现实,语言象征文化现实”[10](P1-2),因此翻译活动要“从重视语言的转换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过渡[11]。

文化翻译活动是超越文本的,翻译活动体现了原作、作者、译者、译作、读者诸要素的互动(interaction)关系,一个翻译活动从译者对原作、作者的了解开始,到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映为结束。

(翻译活动诸要素关系可参考下图)作者原作译者译作的语读者作者-+--原作-++-译者++++译作-+++的语读者--++注:+有联系,—无联系[12]对译文的评价标准具有相对性,不仅要考虑的语及双语读者的反应,还要参考源文化与的文化的差异度、源文化与的文化的文化地位、译者的文化倾向与翻译策略、读者层次等因素。

我们认为满足任何一部分读者的需求的译作都可列为佳作,因为“学者可以评判译者是否博学,任谈到一部译作的吸引力,那些受过教育并不博学的广大读者才是最具权威的法官”[13](P133-135)。

诺伊贝特(A.Neubert)提出以文本为出发点,不仅要考察译文中文本与词语、句子以及文本与翻译方法的关系,而且要考查翻译过程与结果,认为文本是语境、过程和结果的三合一关系的产物,提出研究翻译既然是研究文本的形成过程(textualisation),就必须考察以下因素:(1)相关语言的一对一机制;(2)源语与译语的文本特征;(3)译语的语境、意图、目的和要求;(4)文化、社会与交流习惯的差异;(5)知识结构的文化差异;(6)共同知识的范围与构成;(7)读者对文本的期望;(8)源语的信息内容;(9)译语文本的可接受程度。

[14](P88-95)所以,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时导致一系列翻译思想的转变。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形式/意义、直译/意译、原语/译语、作者/译者等两分法)要让位于整体的、格式塔式的随具体情况而变异的思维方式;翻译的多维性,似是而非和矛盾冲突是翻译研究的的基础;其次,文本不再是对原文文本的字与句的临摹,而是一定情境、一定文化的组成部分;第三,文本不再是语言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读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15]。

总而言之,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跨文化交流。

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的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的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视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只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16]。

二、文化翻译观照下的林语堂翻译文本 在林语堂的翻译文本中,直译、意译、音译、注释、省略等多种手法都得到了适当的运用。

所以从文化翻译手法上看,是无法说明其文化翻译倾向的。

虽然可以说林译有迎合西方人口味,在文化上有归化的嫌疑,但《浮生六记》的译文中能原汁原味地体现中华文化的译笔却不在少数。

例如他将“八股文”译为“traditional eight-legged essays”,“童媳”译为“child laughter-in-law”,“拇战”译为“wine game”,“马褂”音译为“magua”,甚至连“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诗句都被直译成:“It is difficult to be water for one who has seen the great seas,and difficult to be clouds for one who has seen the Y angtze G orges”。

这种不遗余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但让人不能放心的是读者特别是没有或缺乏中华文化知识背景的西方读者能否对此了然于心。

其实,即使是林译中采取了意译、替代等手法的译文,也不能定性为文化归化,因为这些译法都是特定的情形造成的。

例如,他把“无馆”译为“out of job”,“仙子”译为“nym ph”,“将交五鼓”译为“in the small hours of the m orning”等,这些都是在翻译的语中无法找到对等词汇,迫不得已采取的变通译法。

对这些,批评家也找不出更好的译法。

事实上,从文化倾向上看,林语堂的译文呈现的是一幅文化交融的图像,源语与的语文化的交织构成其译文特色,如他将原文中的“四两烧酒”就译成了“four ounces of cheap strong alco2 hol”,“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译成了“I was born in1763,under the reign of Chenlung,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11th m 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