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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内容摘要: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明清科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动机、故事情节、结构安排等都烙上了科举的印迹。

可以这样说,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是科举制的副产品。

关键词:才子佳人小说科举制度创作动机结构安排中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取仕制实行了千余年之久,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众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盛行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这样说,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科举制的副产品。

一、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与科举在明末清初四十多部才子佳人小说中,已考出里籍的作者大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如江苏的古吴金木散人、古吴娥川主人、吴门佩蘅子、古吴素庵主人;浙江籍的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同时,小说中主人公的籍贯及其活动场境也多在江浙一带,如金陵苏友白、白红玉(《玉娇梨》),扬州冷绛雪《平上冷燕》),松江燕白颔(《平山冷燕》)、居掌珠(《人间乐》)、昌谷、端容姑(《飞花咏》),姑苏钱兰(《合浦珠》),秀水梅干(《醒风流》),青田管彤秀、卜红丝,丽水司空约、赵如子(《宛如约》),山阴江蕊珠(《两交婚》),等等。

郭昌鹤先生发表于1934年的《佳人才子小说研究》,曾对12篇作品进行分析统计,其中在19个才子中,有12人籍贯是江浙;在他们所配的33个佳人中,有24个是江浙人。

这些才子大多白皙瘦弱,风流倜傥;才女则乖巧玲珑,细腻婉约,是典型的江浙人体型1。

如平如衡“生得面如美玉,体若兼金”,燕白颔“垂髫初敛正青年,弱不胜冠长及肩。

望去风流非色美,行来落拓是文颠。

凝眸山水皆添秀,依笑花枝不敢妍。

莫做寻常珠玉看,前身应是李青莲”。

苏友白“美如冠玉,润比明珠。

山川秀气直萃其躬,锦绣文心有如其面。

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

并无纨绔行藏,自是风流人物”(《玉娇梨》)。

灵性的江南山水孕育了他(她)们,他(她)们又成为江南诗性文化的呈现者。

自唐宋以后,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文化高于北方的总体趋势已是不可逆转,到了明清时期,这一表现就更为明显。

反映在科举上,南方士子中举率遥遥领先,江浙之地更成为盛产才子佳人的风水宝地。

据周亚菲《中国历代状元录》统计,产生状元最多的省是江苏,1647-1894年共49人,其中又多集中在苏州,共24人2。

明清两朝录取五万多名进士,仅江南八府就占到全国录取总数的15%以上。

清代江苏一甲进士119,占全国342名的 34.8%,浙江81名,占23.7%,两地占全国8.5%。

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计算出清代二、三甲人物地理分布和各省人才生产率的差异,江苏实取进士数比应取进士数多出7%,浙江多出6.5%。

一甲进士中,江苏实得单位数比应得单位数多出219名,浙江124名3。

又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108年间,共有状元、榜眼、探花、传胪156人,江苏籍66人,占42.3%。

明人叶盛云:“礼部会试,三甲之魁与高等,多出苏、松、应天。

”4以致江浙人“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

5[4]状元更被形容为苏州的土特产。

江浙地区读书应试蔚然成风,中举数量多,落第数量同样也就难以计数。

明人归有光说:“吴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

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

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

江以南其俗尽然。

”6张岱在《夜航船序》中则说:“余因想吾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

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

”7用现代的话说,科举实际上是一种配额内的有限竞争,是一种淘汰率极高的智力游戏。

根据现存明朝科举文献及其它文集资料的统计与分析,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8。

梁启超概括清代科举考试逐级竞争的情况说:“邑聚千数百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拔百数十人为进士。

复于百数十进士,拔十数人入于翰林。

”9这种竞争的残酷性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清代在全国近300个二级行政区(府、州、厅)中,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的共有 11个,其中江、浙、皖地区竟占了9个,而按顺治乙丑年所定各省乡试中额计算,全国共有1428人中额,江、浙、皖地区仅有270人,只占了总数的 19%10。

科举取仕制逐渐形成了“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的社会风气11,“天下英俊之士,非此不得进用”。

12葡萄牙人曾德昭1667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的中国通史》第八章中说:“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

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

”13进士录取后,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无上的荣耀。

从唐代开始,士人“一登龙门,则身份十倍”。

14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说:科举“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15不以进士及第成为士大夫的平生三恨之一16。

《儒林公议》卷上描绘北宋时进士公榜后的盛况道:“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

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锦鞯绣轱,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

庶士倾羡,欢动都邑。

洛阳人尹洙,意气横跞,好辨人也。

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17[8]而落榜则被视为人生最大的悲剧。

洪迈《容斋四笔》卷第八“得意失意诗”记云:“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好事者续以失意诗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落第举人心。

’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科举得失甚至成为衡量亲情厚薄的依据,《容斋随笔》卷五云:“为兄父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18唐杜羔累举不第,归家之前收到妻子的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

” 杜羔见诗后竟不敢归,立即打道回京,继续努力19。

[2]宋时的《劝学谕》谓“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草”,这就是《两交婚》中甘梦所说的“若空戴儒冠,而一丁不识,岂非禽兽,岂非草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给落第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唐李廓《下第》诗描写自己落榜时“榜前潜制泪,众里独嫌身” ——有一种无隙可钻的耻辱和悲伤。

《聊斋志异·王子安》写应试举子在等待发榜时,一想到落榜“瞬息骸骨已朽”。

落第者不但要承受社会和家庭的多重压力,而且要面对着生存的艰难,“不得手者不良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希矣”(《儒林外史》卧闲草堂第二十四回末评语)。

科举名额录取有限,机缘仕进者少,落第铩羽者多。

侥幸中试者志满意得,富贵荣华接踵而至;不幸落榜者嗒丧还家,境况更为凄凉。

诚如《儒林外史》卧评所言:“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功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得其手者不过一二。

”由于明末清初江浙地区士子登第(特别是高第)和落榜的数量都很多,现实中的巨大荣辱反差就尤为凸显,落第者体验的痛苦就异常深刻。

人的任何意志行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引起的。

动机指的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具体到文学创作动机,则是指那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能够激活作家的创作欲望、触动文学艺术活动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诱因。

才子佳人小说盛行,就与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动机有极大的关联。

那些在科场上屡战屡败的士人,只得躲进空中楼阁,通过创作小说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表现自己的才学文章;同时,也发泄郁结在心中的缺憾不平,完成某种心理补偿。

天花藏主人在《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序》中写道:“每当春花秋月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

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黄梁事业。

……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其结果是造成了一般文人对科举既欣羡、热望,又怨恨、诅咒的矛盾心态。

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们不能跻身于科举仕进之途,触发了难以抑制的孤愤,他们不得不借小说来倾吐心声,表现自己穷愁落寞的生活状态。

但他们并不是通过揭露和批判的激烈方式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理想世界的营造和眷恋来寻找自己的生活支点,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舒展的壮志和抱负,进而获得心灵的慰藉。

在他们笔下,才子多中高第,如苏友白殿试二甲第一(《玉娇梨》)燕白颔、平如衡是会试前二名(《平山冷燕》)梅良玉是状元、陈春生是榜眼(《二度梅》)昌谷是榜眼(《飞花吟》)。

状元是“一科之长,文运所系”,20名次越高荣耀越显,因此,在传统小说戏曲中,状元成为科举制度的代表和象征。

萧源锦《状元史话》中所附《古代小说、戏曲、弹词中状元一览表》列出宋代至清代65部以状元为题材的文艺作品21。

这些作家让自己笔下的才子中高第来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驱动下,大批落第文人纷纷加入到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队伍中,促进了才子佳人小说的繁荣。

二、“才”“情”之界定与科举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才”“貌”尤其是“才”受到大力推崇。

在作者看来,“才”比门第、地位、财富都重要;“才”和“貌”是统一的,有才必有貌,有貌必有才。

这种观念在当时来说不无道理,因为在科举时代,虽然盛衰难凭,人生无常,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才”,“才”关乎个人荣辱,家族盛衰,是消弥人与人之间阶级、地位差别的重要手段。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管一个家族如何鼎盛,如果子孙不能读书中举,衰败随之将至;不管一个家族如何贫贱,只要子孙有才,有资格参加科举并获得成功,很快就会崛起。

唐代举子被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

22 晚唐“台阁清选,莫不由兹”。

23明天顺二年(1458),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所以《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要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才子佳人小说《定情人》中的双星对这一点有很透彻的理解,他母亲主张婚姻应该门当户对,他却认为:“若论门户,时盛时衰,何常之有,只要其人当对耳。

”从遗传学的角度而言,才子和才女结婚,子孙中举的可能性就更大,从而保证家族科举的延续性,维持家族的长久繁荣。

所以,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不但正面人物婚姻选择重视“才”,如《麟儿报》中的廉清,其父以磨豆腐为生,但幸尚书却不计门第,屈尊纡贵,将女儿许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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