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4霍布斯（1588～1679）开创了自由主义传统。

诚如奥克肖特所言：“尽管霍布斯本人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哲学比大多数自由主义的公开倡导者的学说包含更多的自由主义成分。

”[1](P47)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成分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个人主义与现代国家理念。

正是在这两个方面，霍布斯奠定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石。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献词中说，他的意图是要在“过多自由”的主张与“过多权威”的主张之间找到一条中庸的和平之道[2](P3)。

这一意图以及他的论证对自由主义传统影响至深。

霍布斯的政治理论的意图，是创建一个伟大的利维坦[3](P1)，即给俗人建立一个国家，让他们过上一种和平的、有秩序的生活。

接下来的论文里，我们先厘清霍布斯对于人性、国家的本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然后揭示霍布斯学说的自由主义意涵。

一、自然权利与自然法霍布斯笔下的人性是什么呢？在《利维坦》第一部分，霍布斯给出关于人的几个基本预设：人人平等，人皆追求自然欲望之满足，对死亡的恐惧。

《利维坦》从3个方面证明人的平等。

首先，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和他处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

其次，人们在智力方面也大体相当，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拥有对世界的整全知识。

最后，就算在现实中有人在智力上都较一般人高出许多，人们也不会承认这个事实[3](P92)。

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一种想象的平等。

自然状态之中的人，都有一种天生的自傲，任何人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他人比自己强。

恰恰由于人人都平等地自负，统治变得不可能。

人这种天生的自负，根源于人们在善恶观念上的不可弥合的分歧，人对于善恶的认识，完全取决于一己的主观感受[3](P37)。

凡人皆追求感官的享受和满足，更不幸的是，这种追求必然转化成为永无休止的权力欲。

人在对权力的追逐过程中，产生渴望统治他人、被他人承认的激情，这种激情就是虚荣自负。

由于人的虚荣自负，每个人都企图胜过别人，从而互相侵犯，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在自由与权威之间———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种解释段保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摘要：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图示是：个人在善恶、道德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对暴力横死的恐惧唤醒人类的理性，人类因而发现自然法的教诲，在其指引下走出自然状态。

人们一旦建立国家，将自身置于主权者的统治之下，就有服从主权者意志、遵守法律的义务，因之丧失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获致和平共存与国法保护下的臣民自由。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个人主义和现代国家理念，奠定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

关键词：霍布斯政治哲学；个人；国家；自由主义中图分类号：B56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9）04—0038—05收稿日期：2009－04－21作者简介：段保良（1978～），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38中，死亡成为人们的公敌，恐惧暴力横死的激情唤醒人的理性。

对死亡的恐惧、消磨甚至抵消失败者一方制胜的斗志，将胜利的荣光让与对手，以换取自己的生命。

而胜利者一方，为了荣誉之故，不会轻易置对方于死地，主奴关系由此产生，这就是“自然国家”的起源。

但霍布斯的意图不仅在于解释自然国家的诞生，还在于创造一个“人为国家”[4] (P26)。

正是以自我保全作为正义之意图与非正义之意图的标准，将道德良知与死亡恐惧等同起来，霍布斯实现了对国家的奠基。

将对暴力横死的恐惧确定国家产生的道德基础，使霍布斯能够区分人之天性中的侵略性与正义的自然权利，区分强权与公理，承认正义的可能性[4](30)。

根据上述预设，霍布斯得出自然法的定义和一整套自然法体系：“自然法是理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

它禁止人们做损毁自己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之手段的事，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

”[3](P97)自然法的第一条教诲是“和平”。

基本的自然法，一方面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另一方面是基本的自然权利，即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自己[3](P98)。

然而，若每个人都有权利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卫自己，那么每个人反而不能保护自己。

由于人们之间“互相疑惧”，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扩张统治权；又因为人们天生的平等，这种自保之道必然受到他人的限制和抵抗，从而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因此，为了获得和平，理性所昭示的第二条自然法就是“弃权”。

为了获得和平，一个人应该放弃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权利，条件是其他人也愿意放弃相应的权利[3] (P98)。

由此看来，这套自然法体系是人在反思自身得出的理性规律，用黑格尔的话来讲，“这个规律要使私人意志从属于普遍意志；自然的、特殊的意志必须从属于普遍意志、理性规律”[5](P159)。

但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具有假言命令的形式：“为了追求自我保全，做这些事！”也就是说，人们发现自然法，不等于会自动遵守。

如何让人们放弃为获得和平所需要的权利呢？霍布斯说：“众人把所有权力和力量付托给一个人或一个许多人组成的会议，这个人或会议可以从众多声音中将众人的众多意志（wills）变为一个意志（one will）：这就等于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会议，来承担他们的人格。

”[3](P131)承担这个人格的个人或会议就是主权者（sovereign）。

“这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他们所有人真正统一于一个惟一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每个人与每个人订立信约而形成的”[3](P131)。

众人的统一体就被称为国家。

二、主权者与国家为了保证人们走出自然状态，和平地生活在一起，霍布斯设想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主权者权威。

主权者承担着众人联合而形成的人格，众人联合而形成的人格，就是国家这个人造的人，就是“伟大的利维坦”[3](P132)。

此处值得考虑的是：个人、主权者、国家三者是什么关系？主权者为何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主权者用以保护和平的尚方宝剑，其正当性源于何处？要理解这些问题，关键在于理解霍布斯关于国家是一个人造人的观念。

霍布斯在《论人》中清楚地表明：“关于人这个术语的一般用法可定义如下：所谓一个人，就是言辞和行动可被认为是他的，无论它们是他自己作出的还是别人作出的。

若它们是他自己作出的，则此人是一个自然人；若它们是别人作出的，则此人是一个虚拟人。

”[6](P189)根据这个定义，自然人具有如下两方面的特征：（1）自然人有能力代表他本人。

（2）自然人同时意味着授权者（author），为了特定的目的，他们有能力通过委任他人以他们的名义行动，从而将自身改换为被代表者或人造人。

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体系里，众人为了谋求和平而统一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人，正是纯粹意义上的人造人。

除非通过代表者的言辞和行动，人造人本身并没有作出言辞和行动的能力，也不可能授权代表，因为授权本身也需要有一定的言辞或行动的表示，而没有得到授权的代表者是不能合法地代表人造人的。

谁有权利授权代表者来代表人造人呢？一个合法授权者的授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要与相关的人造人具有某种适当的关系，是相关人造人的拥有者或对之有管辖权；第二，授权人授予代表者的权利，他有权不授权而自己行使这些权利[6](P190～203)。

按照上述理论，霍布斯国家、主权者、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明了。

根据霍布斯，众人要走出自然状态，获致和平共存，惟一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公共权力，具体作法是众人授权给某个人或者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会议来代表他们，将自身转化为一个人造人———国家。

众人所指定的那个人或会议就是主权者，主权者被赋予权威来承担国家的人格。

主权者是在众人联合成一个人的过程中指定的代表者，因此是国家这一人造人的代表者。

尽管主权者总是以国家名义来行使其权力，主权者也被说成拥有主权，但主权的真正所有者，却并非主权者，而是国家，一切39主权者的合法身分仅止于是众人的代表，赋予他们权力，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履行国家职责。

因此，国家的诞生同时意味着众人对自然权利的放弃，意味着主权者的存在，意味着众人从自然状态步入政治状态（或曰文明状态、和平状态）。

此外，主权者之所以能代表国家，其权利来自于众人的授权。

不过，众人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众人如何将权利授予主权者，授予主权者哪些权利，却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于第一个问题，霍布斯说得很清楚，众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作为单个的人将权利授予主权者的，这意味着，主权者的权利需要根据国家的目的来论证。

毫无疑问，自然人自己也可以行使授予给主权者行使的那些权利，事实上，在自然状态中，这些权利就是由自然人个人行使的。

因此，“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至高无上者”[5] (P158)。

只是因为由个人来行使这些权利，反而不利于人的自我保全和追求欲望的满足，所以众人联合建立国家。

个人将一切权利都毫无保留地让与主权者了吗？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主权者的权利范围以及众人在政治状态中的自由。

既然众人建立国家的目的在于谋求和平与共同防御，那么很清楚，个人需要让渡出的权利，就是那些由个人行使会危害和平、造成自然状态的权利。

个人在追求自我保全与自我欲望之满足时，若持有这些权利，会妨害到他人的对等的权利。

因此，获取和平的惟一途径就是每个人都承诺放弃这些权利，授权由主权者来行使。

众人联合而成国家之后，一方面，让渡出有害于和平共存的那些权利，具有服从主权者，服从国家意志———法律———的义务，众人的授权保证主权者行使政治统治行为的正当性[3](P206)；另一方面，众人之所以相互承诺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服从主权者，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可某些自然人的无限权利。

这种授权的目的在于服从理性所昭示的自然法以及人们均认同的主权者，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

人们将自身置于“人造的锁链”之中，目的在于和平与共同防御，在此之下享受另一种自由———“臣民的自由”[3](P164)。

当然，要实现保卫和平的目的，主权者必须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力量与权威，足以威慑任何不利于和平的组织和个人，并足以“决断非常状态”（施密特语）。

三、自由与法律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与法律问题的考虑。

在自然状态中，自由与法律的问题对应着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的问题；在文明状态中，自由与法律的问题对应着国法与臣民自由的问题。

因此，自由与法律的问题值得单独提出来探讨。

自由一词，在《利维坦》一书正文中首见于第六章中对思虑和意志的讨论[3](P43)。

在第十四章中，霍布斯给出自由的定义，他说：“关于自由一词，其确切的含义，是指外部障碍物的缺失：这种障碍物，往往会使人部分地失去做他想做之事的力量，但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判断与理性的指令使用他剩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