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年第1期 NO.1，2013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 UR NA L OF YU N NA NI N ST I TU T E OFS O CI A L I S M 270结合与应对 ——中国与马汉海权论的关系分析 陈王龙诗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指出，大国之崛起的决定因素在于能否拥有强大的海权，即是否能够利用和控制海洋，因此国家应该大力发展海上力量以获取海权。

马汉的这一海权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但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中国并没有将马汉海权论作为自己的战略取向，因为马汉海权论与中国的自己的海权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二者一个强调权力、一个强调权益。

从国际法原则的角度看，中国的海权理论无疑更具有正当性，但在坚持自己的海权理论的同时，中国还需要对马汉海权论做切己的考察，并将二者相“结合”，以指导于自己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马汉海权论；中国；权力；权益 作者简介：陈王龙诗（1988— ），男，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亚国家对外关系。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3）01-0270-2 从1890年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到1905年出版《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再到1911年出版《海军战略》，美国海军少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海权理论体系。

该理论对处于列强争雄年代的各资本主义大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其所涉及的核心地理事物（海洋）概念来看，它为各大国带来了新的发展视角；从其内容所强调的力量增长与控制权来看，它又为各大国提供了扩张依据。

时间划过百年，国际格局几经转变，在海洋事务方面，作为世界一员的中国不应也不会总是一个观察者和评价者。

我们不妨从马汉海权论里获取些“灵感”。

一、马汉海权论的核心内容 马汉所言之海权是指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能力，它“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这些事情包括海军及相关军事设施、海外贸易船队及相关民用设施的建设和运作。

马汉认为，近代欧洲海上强国之间的争斗历史证明，一国能否立足于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有效利用和控制了海洋。

15、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18世纪的俄国，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和美国都是以强大的海权崛起为世界大国。

因此发展海权至关重要。

发展海权受以下六大条件的影响，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和政府的性质。

此六者与其说是影响海权发展的条件，不如说是发展海权所需的六方面配合因素。

地理位置是指国家拥有一种可以使己方或大或小规模的海上力量便捷出入大领域海洋的位置态势；自然结构是指气候、地质和地形，重点是临海地区和附近海域的地质和地形；领土范围是指国土面积的大小和海岸线的长度，这决定着资源的汇集范围、港口的配置以及港口在海岸线中的比例问题，从而成为港口安全的影响因素；人口数量是指国家所拥有的人口总量，尤其是从事海洋事务的人口数量以及其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民族特点是指国民有从海洋获取利益的思维和行动天性；政府的性质是指政府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能够将利用和控制海洋作为战略重点，并对海洋事业发展给予连续而实际的政策和行为支撑。

[1]38 二、对中国海权发展要素的考察 出于加深理解以及使海权发展要素对于中国而言更加切己之目的，这里将对中国的海权发展要素做一简要的考察。

地理位置方面，中国是一个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临海型国家，背靠亚欧大陆，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湾以东之太平洋海域，与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隔海相望。

中国基本上是东、东南部面向连续的海域，这样的地理位置有利于集中海上力量，加之陆上又有广阔的纵深地带，因此中国在本国的海陆区域内可以专注于追求优势态势。

这是使海上力量便捷出入大领域海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与我国隔海相望的几个国家之间的地理位置呈现出一个近似弧形的状态，并且他们本身与中国的距离亦并不遥远。

一般来看，相对于陆上和空中力量的运行来看，海上力量运行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其作战单元移动速度缓慢，因此中国在东、东南洋面上面临的是一种比较容易受到干扰和封锁的不利情况。

自然结构和领土范围方面，中国拥有陆上领土960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18000多公里、岛屿6000多个、领海37万平方公里。

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国可主张海洋权益的范围包括本国的内水和领海，还包括本国管辖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等”之规定，中国还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管辖面积。

中国漫长的海岸中有5000多公里是石质海岸，拥有上百处优良港湾资源，并且在山东胶州湾、浙江北岭山、广东大亚湾还有可建设10万至15万吨级泊位的深水港址。

目前中国的海岸线上已发展起众多海港，加之拥有良好的气候条件，使东部沿海地带成为了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集中了全国近半数的人口和大中城市以及7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

人口数量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充足。

就从事与海洋相关事务的行业人口数量而言，据国家海洋局测算，2010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3350万人，其中新增就业80万人。

民族特点方面，中国人缺乏利用海洋获取利益的思维和行动天性。

即使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只有在城市港口从业或传统上以捕鱼业为生活支柱的网络出版时间：2013-04-10 14:16网络出版地址：/kcms/detail/53.1133.D.20130410.1416.185.html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年第1期 NO.1，2013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 O F Y U N N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O C I A L I S M 271人们对海洋较为熟悉，他们只占当地人口的很少一部分。

熟悉海洋的人口数量尚且如此，那么有多少人拥有“利用海洋获取利益的思维和行动天性”就不难推测了。

关于政府的性质，中国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在对外开放总体思路的指导下，中国已将加快发展海洋事业纳入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中，尤其是2008年国务院批准发布《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我国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纲领性文件。

该《纲要》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首次发布的海洋领域总体规划，对于增强全民族海洋意识、统筹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发展海权的六个要素来看，中国是有资本尝试推行马汉海权理论的，但很明显中国在此行动甚微。

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海权理论，它与马汉海权理论及以其为代表的西方海权理论有很大区别。

三、中国的海权理论与马汉海权论的区别 中国的海权理论与马汉海权论不同的根本在于两者对“海权”的理解不同。

马汉所说的海权是指一种权力，它在最大程度上与力量、控制相关，强调的是自己凭此能够做什么、凭此能够使别人做什么。

中国海权理论中之海权是指海洋权益，它是国家主权概念的自然延伸，主要用以表达国家合法的海洋权利和利益，也就是说，“中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

因而中国海权理论中之海权的内容来源于海洋权利这一具有正当性的概念，而权利又与利益密切相关，因此海洋权益包括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两个部分。

具体说来，海洋权利包括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海洋法规定和国际法准则而获得的各项权利，海洋利益则包括由海洋权利而产生的海洋交通利益、资源利益和安全利益等。

因此，中国海权强调的是可以并且应该做什么。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种对海权的不同理解归结于翻译和汉语表达的不准确或不严谨，因为造成这个词汇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语义范围内的原因在于我们所讨论的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不管是哪种海权，它所致力于的都是回答“在国家层面上，海洋到底意味着什么”。

马汉海权论具有浓厚的力量与控制色彩，主张国家应通过掌控海洋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其实质是凭借实力、通过不顾甚至侵犯他者的合法权益来获取己之所需。

中国的海权理论则更加贴近国际法精神，力求使海洋及海洋上的事务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公正的对待。

它强调海洋于各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权益意义，各国的海洋权益由其主权和国际法准则来界定。

四、中国：马汉海权论意味着“应对”而非战略取向 受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中国各民族多擅长农耕和游牧，虽在航海事业上取得过重大成就，但不足以改变陆地观念的优势地位。

明朝前期中国开始实行禁海政策，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也自此由盛转衰。

随着之后清朝更加严厉的禁海政策的实施，中国的海洋事业全面跌入低谷。

从马汉的海权发展要素视角来看，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对于发展海权而言是不利的，中国人不但不利用海上力量进行武装扩张，甚至对海洋贸易都没有太大兴趣。

这种现象本来无可非议，它正是对中国没有扩张传统的证明。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扩张倾向从来都不是中国的外交基调。

马汉海权论总是与权力相伴随，因而它也不可避免的与战争这种权力的最高争夺形式相关联，“战争，特别是以经济和商业利益为目的的战争，自从16世纪产生有竞争性的国家制度以来，就一直是人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论这些战争的直接目的是什么，最终它都指向权力，指向对它者的控制。

因此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马汉海权论不会是它的战略选择。

暂且不论奉行马汉海权论会否造成出现更多的战争，单就马汉海权论本身而言，其在合理性方面的缺失就足以使它难以进入中国的战略层面。

不过马汉海权论和中国的海权理论还是有可结合之处。

前文提到，马汉所说的海权是一种权力，中国海权理论则把海权理解为海洋权益。

按照道义和法理，中国本来就该选择（事实上也确实选择了）把海洋权益奉为海洋战略的出发点，这无须争辩。

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道义和法理的可实施性缺乏保证，因为国际法的实施效果主要来源于它的制定者和主体——国家。

也就是说国家的实力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因此马汉海权论与中国海权理论的结合就在于：中国应该追求、形成并保持一定的海上权力，以此来维护自己所主张的合法海洋权益。

以上所述之马汉海权论与中国海权理论的结合不只源于法理上的推敲，还来自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考虑。

近代历史上，由于长期不重视海洋事业和海上力量建设，中国于清朝末年被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

此后西方侵略者利用制海权多次入侵，使中国一度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

现实中，首先，中国近海有百余种主要经济鱼类，近海年最佳持续渔获量约750万吨。

中国广阔的海域具有多样的地质构造，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砂等资源，而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合法主张管辖之海域与邻国存在主权争议或被他国占领，海洋权益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中国需要足够的海上力量来支撑自己合理的主张，保护自己的海洋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