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专题社会支持网理论一、社会支持研究简介1．社会支持概念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社会支持就已存在；所以，支持作为一个普通概念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

但是,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作为一个科学的专业术语被正式提出来则是20世纪70 年代的事情。

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人们探索生活压力对心身健康的影响（Homes & Rach , 1967）。

研究表明，相同的压力情景对不同的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

相对而言，那些能得到自家人或朋友等较多支持的人心理的承受力更强，身心也更健康；相反，那些很少获得类似支持的人，心理的承受力更要相对较弱，身心也更健康也相对差些。

20世纪70年代初，精神病学文献中引入了社会支持的概念。

研究者运用社会学和医学定量评定的方法,对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ouse JS. Landis KR. Umberson D ,1988) 。

研究者发现,有两个因素对抵御、缓解和防治精神病，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一个是自我防御这一内在心理系统；二是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背景这一外在因素。

当时的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支持的基本含义:其一,从功能上讲,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其二,从操作上讲,社会支持是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量化表征(胡湘,1996) 。

之后,社会支持一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引入到许多学科。

但其内涵在各个学科之间乃至同一门学科的内部并未达成共识。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流行病学家等都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来阐释社会支持的内涵。

早期的研究者往往将社会支持看作是宽泛、统一的关系整体,认为只要有关系存在,这种关系就一定能帮助个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例如,伯克曼和塞姆(Berkman&Syme ,1979) 在加利福尼亚的追踪调查发现“那种缺乏社区关系的人较之与人有更紧密接触的人在以后的时期里更可能死亡”(贺寨平,2001) 。

所以，在其社会支持研究者没有考虑到人与人关系的性质。

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发现社会支持是有不同性质之分的。

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能够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

2.社会支持的分类国外比较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索茨（Thoits）(1982)、Cutrona(1990)按照社会支持地性质把它分为工具性支持(物资、金钱、时间和服务等)和情感性支持(理解、关心、爱和信任等)两种。

Barrera(1986)认为，对社会支持的界定应考虑三个方面的含义：社会处境（socialembededness）、知觉的社会支持（percieved social suport）与行动化支持（enacted suport），个体知觉到的社会支持是目前最被普遍使用的支持概念，因为同样的客观支持，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并不相同，被感受到的支持是一种心理现实。

据此巴勒内尔(Barreea) 将广义的社会支持分为6 :物质帮助, 如提供金钱、实物等有形帮助;行为支持, 如分担劳动等;亲密的互动, 如倾听, 表示尊重、关怀、理解等;指导, 如提供建议、信息或指导;反馈, 对他人的行为、思想和感受给予反馈;正面的社会互动,即为了娱乐和放松而参与社会互动。

这6 种形式有些是有形的, 有些是无形的。

国内已有的研究看来,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李强认为,“从社会心理刺激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应该被界定为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李强,1998)章谦、张建明撰文指出,“在笼统的含义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支持表述为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脆弱群体即社会生活有困难者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

”(郑杭生主编,1996 :319) 肖水源（1987）[12]把社会支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支持，主要指个体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和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三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有些人虽然可以获得支持，却拒绝别人的帮助。

张友琴认为，社会支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正式的社会支持，二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前者指来自政府、社会正式组织的各种制度性支持，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如各级社会保障和民政部门，以及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实施。

后者则主要指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和非正式组织的支持。

此外，张文宏、阮丹青、蔡禾、陈成文、贺寨平等都对社会支持做出过不同的努力。

总之，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与参与。

前者如人、财、物或服务的支持），后者是指稳定的社会网络(如家庭、婚姻、同学、朋友、亲属等)或不稳定的社会关系(如非正式团体、暂时的社会交际等)的大小和可获得的程度。

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因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对这两类支持的重要性，多数学者认为主观感受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观现实，“但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

三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体现在个体对社会支持的主动性上。

社会支持的研究还应包括个体对支持的利用情况。

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存在着差异，有些人虽可获得支持，却拒绝别人的帮助，并且，人与人的支持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个人在支持别人的同时，也为获得别人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因此，对社会支持的评定有必要把对支持和利用情况作为社会支持的第三个维度3.社会支持系统的构成社会支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维体系,一般而言,社会支持系统由其主体、客体、内容和手段等几个要素构成。

（1）社会支持的主体——社会支持的施者索茨(Thoits) 对社会支持定义中,我们可以透视出,其社会支持的主体为“重要的他人如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亲属和邻居等”。

(马特. G. M. 范德普尔,1994)章谦、张建明认为,社会支持的主体是“各种社会形态”,即国家、企业、社团和个人。

在他们看来,广义的社会支持分为国家支持(主体是国家) 、经济领域支持(主体是企业) 和狭义的社会支持(主体是社团和个人) 三个层次。

(郑杭生主编,1996 :319) 张文宏、阮丹青、陈成文、贺寨平、李强也有相关的论述。

可见,在大多数学者的视野里,社会支持主体包括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2）社会支持的客体——社会支持的受者社会支持的客体究竟包括哪些人呢? 对此,有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社会支持的客体是选择性的,主要指社会弱势或者脆弱群体。

如章谦、张建明认为,社会支持的客体是“社会脆弱群体”,他们指出“社会支持不具备普遍性,它的支持对象并非全体社会成员而仅限于社会脆弱群体。

”(郑杭生主编,1996 :359) 陈成文指出社会支持是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

(陈成文,2000 :131) 另一派观点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日常生活世界里的每个个体都可能是社会支持的客体。

(马特. G. M. 范德普尔, 1994 ; 蔡禾等, 1997 : 贺寨平, 200l ; 李强,1998)一般而言,就国内的已有的研究看来,大多数学者将社会支持的客体界定为社会弱势群体, 尤其是从朱镕基总理在200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以官方的名义提出“弱势群体”一词以来,社会支持几乎成了弱势群体的专利。

而国外学者大多认为,社会支持应该网络到所有需要提供支持的个体或群体。

（3）社会支持的介体——社会支持的内容与手段有的学者将之称为社会支持的介体。

(陈成文,2000) 它们是联结社会支持主体与客体的纽带,也是架设在社会支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

社会支持的内容与手段是内在统一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支持的内容决定了社会支持的手段。

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社会支持内容也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支持手段。

4.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大多数研究者对于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都给予充分肯定。

但是，对于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学术界则可谓见仁见智。

总的看来，目前主要存在着三种理论模型即主效果模式(the Main effect Model)、缓冲器模式(the Buffering Model )和动态效应模型(the dynamic-effect model)。

（1）主效应模式认为，社会支持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它不仅在心理应激的情况下才发挥保健作用，而且对于维持平时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有益。

(李强，1998；宫宇轩，1994)社会支持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增益作用，是因为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能为其提供积极的情感体验，对个人生活环境的可预测感和稳定感，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知。

另外，与社会网络的融合在使个体获得归属感的同时，还使个体易于获得必要的帮助以避免一些负性生活经历，如经济问题、法律纠纷等，这些负性生活经历往往会增加心理障碍或身体疾病的可能性。

在这个模型中，社会支持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建立可以有两条作用途径：一个是社会支持所具有的情感性支持功能能够有效调节个体的神经内分泌系统或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个体抵御疾病的能力，从而保持身体健康；另一个是社会支持能够有效调节个体的行为方式，使其避免产生不良的行为方式，如吸烟、酗酒、滥用毒品、不愿就医等，而形成较多的健康性行为，如合群，主动寻求帮助，努力应对困境等，由此也能促进个体保持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增强对生活的自我控制感，从而保持身体健康。

这一假设在社会孤独者与高社会支持者身上都得到了证实，亦即无论个体是否面对压力情境，高的社会支持总伴随着良好的身心状况，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House et al,1982）。

有的研究者将社会交往、社区参与、良好的婚姻状况、朋友互动关系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其研究结果支持了主效应模式。

( Lin, etal, 1979)在主效应模式的倡导者看来，只要增加社会支持水平，必然导致个体健康水平的提高。

（2）缓冲器模式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与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明显的压力存在，社会支持并不会有太大效果。

该模式认为，作为缓冲器的社会支持，常常是通过人的内部认知系统(主要指那些影响心理应激强度和对应激的耐受力、调节心理刺激与疾病间联系的个体意识心理特征、意识倾向性和自我观念等)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