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批判的美学高度r——西奥多阿多诺晚期美学思想再发掘陈开晟【摘要】阿多诺美学的阐释者通过发掘其美学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或将其对大众文化的抵制上升到审美现代性层面而为其辩护,但实际上这造成了对它的矮化与遮蔽.阿多诺晚期对功能主义的考察与阐发至少在三方面奠立了其美学的高度:审美现代性二重性构成交织、扭结的复杂缠绕,并在社会历史场景中不断地生产、再生产;在复杂社会文化语境下对美学本质的追问及对否定美学之内核的眷注与维系;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已触及美学外部或生养艺术的文化、社会体制问题,从而走向通往后现代美学的关口上.韦尔默是阿多诺这一美学遗嘱的理想执行者,他推进了在阿多诺那里因历史等高线的制约而错失的美学的后现代主义重构与创造.【期刊名称】《闽江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9)001【总页数】11页(P31-41)【关键词】阿多诺;美学思想;功能主义;大众文化;自律艺术;否定美学;后现代美学【作者】陈开晟【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83-06一、否定美学的接受高度与问题阿多诺始终坚持艺术的自律性、否定性，他对大众文化、工业文化的批判以“深刻”“彻底”著称，这几乎为阿多诺赢得巨大声誉，但也因其精英主义、悲观主义、观念的总体化而频频遭到指责。

其论著中充满对工业文化的想象，忽视大众文化的复杂性，看不到接受大众的积极性，这些都暴露了他对大众文化的隔膜以及冬烘的美学面孔。

由于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甚至一度被上升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并被广泛接受。

但随着接受语境的变化及大众文化的兴起，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被不断挖掘出来，尤其是马尔库塞、本雅明等对大众文化革命能量的推崇方面。

这一开掘或许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维面，但并没有改变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拒斥的面孔。

在接受者眼里，或许有两个本雅明，两个马尔库塞，但只有一个阿多诺，一个将大众文化批判到底的阿多诺*可参见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论者提出了大众文化肯定与否定两套话语、整合与颠覆的辩证法，其整个逻辑起点(所要反驳的)就是：理论界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简化为一味地批判与否定的观点。

这样，本雅明与阿多诺在20世纪30年代因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而长期争论的问题，就必然被重新突显出来。

在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如何看待本雅明与阿多诺间的分歧，或许已超出了学术的客观评价层面。

因为在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造反下，更为急切的是，这一分歧是否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分裂？这种差异是现代性内部的差异，还是现代性、后现代性间的差异？这是阿多诺、本雅明美学研究者，尤其是辩护者以及审美现代性阵营都无法绕开且需要重新思考的节点。

在这一问题上，尤根·哈贝马斯、理查德·沃林、彼得·比格尔等都有过深入的探讨，并有基本共识。

哈贝马斯、沃林对阿多诺、本雅明都作了双重批判：本雅明对自律艺术的忽视，容易导致艺术与政治调情；阿多诺对工业文化的拒斥，已放弃了交流与介入而步入了“休眠”。

在比格尔那里，阿多诺与本雅明之间的差异，可以视为自律艺术与先锋派艺术间的区别。

尽管他认为先锋派对自律艺术体制的反叛使艺术得以重新介入生活且显得十分重要，但他并不主张完全取消艺术的自律性。

沃林对阿多诺与本雅明间的论争曾作了详细考察，使诸多差异背后的关联得以突显。

沃林指出，阿多诺将自己同本雅明的立场分歧譬喻为“一个完整的自由被撕裂的、没整合起来的两半”[1]，甚至阿多诺在信中坦承自己对本雅明的批评并不代表真正分歧，而是反对他同布莱希特过分接近[2]。

因此，阿多诺、本雅明的差异，意味着双方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与不足，它们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二重性。

自律艺术、艺术先锋派都是审美现代性观念的重要构成，是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观念中“永恒的一半”与“瞬间的一半”，阿多诺、本雅明不过是各执一端。

无论是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复数发掘所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或是在大众文化理论造反语境下对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回护，还是后现代“考古学”的挖掘欲望，都有理由对阿多诺美学提出这样的质问：阿多诺果真一味地抵制大众文化而丝毫看不到其潜能？自律艺术与大众文化果真势不两立？发出这样质问的逻辑依据或许恰恰源自阿多诺自身，即作为辩证法的真正贯彻者怎么可能如此非辩证地看待大众文化，作为非同一性的倡导者怎可用同一性视角审视工业文化？正是在这种质疑的催发下，阿多诺那些对大众文化更加公允、正面的表述被不断地挖掘出来。

在《大众文化的模式》一文，阿多诺既批判大众文化对人的控制，又称“人毕竟不能被彻底控制”[3]93。

他在《电影的透明性》《闲暇时间》中指出，工业文化意识形态并非坚不可摧，不应该忽视影片设计的意图和实际影响之间存在着裂缝[4]181；同时，工业文化内部充满了反抗性与消解性，“工业文化的意识形态包含着它自身谎言的解毒剂”[4]195。

阿多诺也看到自律艺术并非远离商业活动，“事实上，现在将艺术僵硬地区分为自律的和商业的方面本身就是商品化的巨大功能”，19世纪上半叶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恰是在“文学第一次真正成为大规模交易的时候”[5]159。

实际上，自律艺术的资本主义起源除了在阿多诺晚期作品中多有表露之外，在早期《启蒙辩证法》中也多有论及。

捆在奥德修斯身上的那条绳索就是艺术自律的隐喻，它是资本主义分工的产物。

这样，批判工业文化的同时，自律的艺术也理当得到批判[4]8。

在西方，对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重审，可以德博拉·库克为代表，其著的《重返文化工业》是为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辩护的主要依据*参见凌海衡《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思想》(《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

凌海衡借此修正理论界只从批判、否定角度对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接受，而赵勇则认为库克放大了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肯定，反而模糊了其大众文化理论的倾向性。

尽管二者的观点看似存在差异，但它们正好是大众文化理论辩证法的双方，构成审美现代性的两端。

对阿多诺美学的接受如果仅停留在这一层面，都可能造成对阿多诺晚期的美学高度的遮蔽。

毫无疑问，无论是对阿多诺肯定大众文化维面的发掘，还是将阿多诺、本雅明对大众文化的分歧上升到审美现代性层面，都是必要的。

前者修正了理论界之前对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笼统、单维接受，后者洞察了差异背后所共享着的现代性观念，拓宽了问题审视的理论视域。

不难看出二者有一个共同指向，就是为阿多诺美学辩护。

辩护看似是对阿多诺美学的提升，但其所设定的对象、前提、框架几乎限制了问题的深度展开，反而造成对其美学的矮化与遮蔽。

阿多诺的否定美学无论是长处，还是不足，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感，又鉴于阿多诺的理论构建能力及非同一性哲学的独特性，其合理性通常挟带着某种偏至的表象。

无论是出于批判或辩护，任何外围、单一的分解与拆卸都可能是粗暴而无效的。

作为阿多诺理想的阐释者，韦尔默在涉及阿多诺美学的拯救批判时，经常谈到的就是如何确保它的潜能与合理性得以保存、释放。

他倡导对阿多诺进行“立体的阅读”[5]2，提醒我们必须“把阿多诺美学核心范畴从它们的辩证法停滞中释放出来，并使得它们在系统内部运转起来”[5]35。

由此，仅从大众文化立场和现代性层面为阿多诺美学辩护，将导致一系列问题：首先，容易在自律艺术、大众文化上就事论事，固执于其中一端而忽视否定美学的内在结构与机制，未能触及其内核及创造性与预见性。

其次，容易将阐释及其过程混淆于阿多诺美学自身的建构而忽视了它一以贯之的内脉。

它往往给我们造成这样的错觉，似乎阿多诺在早期激烈否定大众文化而到了后期则对此有所修正。

再次，抽离式的辩护、论证非但无法激活否定美学的辩证动力，反而可能走向不偏不倚的辩证与综合，即阿多诺既区分了自律艺术与大众文化，又指出它们间的关联。

这反而模糊了否定美学的总体倾向，牺牲其历史感、当下性与实践能量，而停滞、蜕化为理论的透明。

回到阿多诺美学自身，尤其是他对功能主义的批判，就会发现围绕阿多诺美学的现有阐释的滞后性，这些辩护或许不能说多余，但其重要性将被阿多诺晚期的美学高度所冲淡。

当阐释者正粘滞于大众文化、自律艺术其中一轴或为审美现代性一端的孰高孰低、孰是孰非而辩驳时，阿多诺却告诉我们它们之间相互交错、缠绕与反转，而且构成生产与被生产的动态关系而远没有理论勘界的清晰。

当阐释者为矫正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偏至”而忙碌于大众文化与自律美学间的调停、辩证或对“永恒一半”与“瞬间一半”的关联、融合多有欲念之际，阿多诺却以否定美学之否定粉碎了这种冲动，他对美学何为的思考——美学的质问、否定、反思内核，远比阐释者更为老辣、清醒。

阿多诺是驾驭辩证法的能手，他在自律艺术陷入困境时——保持自律将被边缘化而在介入过程中则面临被收编——曾运用美学(形式)中介实现“反美学”“反艺术”的转换解决了这一问题[4]273。

遵从阿多诺这一运思逻辑，并结合他在晚期所遭遇的大众文化不可阻遏的潮流，阐释者确实很容易滋生这样的遐想：在他那里，大众文化这一肯定性面孔是否也可能同样以美学形式为媒介同充具意识形态的社会现实拉开距离，进而迸发出批判的声音与真正的反叛性——实现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观念从“流行”“时尚”“粗俗”中提取诗意的东西？可是，当阐释者为审美现代性内部构件的隐显、抑扬、位移、辩证而一厢情愿地布局或对其审美乌托邦多有批判之际，阿多诺实际上对形式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危机已早有觉悟，并宣告了美学自身的无力，而这几乎已触摸到了生养美学又引发其危机的文化与社会体制的病症。

这个美学外部或体制显然不再是阿多诺长期批判的现代性体制，尽管他未曾、也不可能像韦尔默那样直接将其作后理性、后民主、后政治宣告，但这昭示着阿多诺晚期的美学已经走在后现代主义美学创造的关口上。

或许也可以说，阿多诺最后确实告别了自律美学之象牙塔而趋向目的、应用、体制这些外部空间，但这种走向在一个既深受现代性困境煎熬也深得锤炼的美学老人那里，决非是理论的落单设计与臆断所能捕获的。

以上对阿多诺美学接受问题的勘察与诊断足以构成重新发掘其晚期美学思想的理由，而阿多诺对功能主义的考察、批判则高密度地汇聚着这些美学思考，也奠立了其美学的最终高度。

二、功能主义、否定美学的融合与碰撞阿多诺在1965年应阿尔恩特的邀请为德国制造联盟发表了题为“今日功能主义”的演说，其主要涉及对象除了德国制造联盟之外，无论是建筑师卢斯、柯布西耶，还是“新客观主义”都同功能主义建筑艺术相关。

阿多诺对功能主义的考量，并非局限于功能主义，而是带上了自己的美学思考及问题视域，既包括之前他对批判美学、现代艺术、大众文化的思考及问题逻辑的延伸，也包括他发表演说时对美学、艺术的当下状况及走向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