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独尊和读书做官教育模式的形成1、独尊儒术汉朝首先提出“独尊儒术”思想的是董仲舒，他是汉朝最负盛名的儒家学者之一，有“汉代孔子”之称。

由于汉初统治者对文化教育采取宽松的政策，各家学派逐渐从秦朝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均得到了良好而自由的发展。

然而，董仲舒认为各学派之间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君主权力的集中。

因此，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大一统的观点出发，在“对贤良策”中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即独尊儒术。

他的这一思想正好同汉武帝决心改变汉初“无为”政治的想法相契合，因而被汉武帝采纳，并确立为汉朝重要的文教政策加以实施。

“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项统一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要求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学为本，并以儒学为统一的指导思想来培养和选拔人才。

朝廷专门设置“五经博士”来研习《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种儒家经典，从而肯定了儒家经学唯一官方正统地位。

非儒的其他学说虽未被明令禁止，但只能在民间传播，并不纳入国家正规教育系统，非儒的学者也不能进身仕途。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政策此后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封建社会的终结，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经学的昌盛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教学目的、内容及教材空前地统一起来，学校教育基本上成为了经学的教育。

其次，它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使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

最后，它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使得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用以培养维护封建制度的顺臣良民的工具。

2、兴办太学太学是世界教育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由统一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

“兴办太学”的建议最初也是由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的。

汉武帝从统一人才培养目标的现实需要出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将其作为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

汉武帝元朔五年，朝廷根据丞相公孙弘拟定的实施博士弟子制度的具体办法，开始为博士置弟子，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

同时，也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从此，中国封建社会有了集中培养统治人才的教育机构。

朝廷开始把握教育大权，利用教育这一有力的手段控制学术的发展方向。

西汉太学初建之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

此后太学的规模逐渐扩大，到东汉时盛极一时，就学人数曾达千人之多。

汉代太学的正式教师称为博士，其主要的职责是掌经教授。

博士的首领，在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博士祭酒，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

西汉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太学生”或“诸生”。

太学建立之初，正式的太学生只有五十人，由太常在京都或京郊内选择年龄在18岁以上，仪态端庄者担任。

除正式的太学生外，还招收一部分非正式的特别生，是由地方推举选送京都太学就学的贤良之士。

从教学内容上看，太学实际上是一所儒学专门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单一的家经典。

太学的教学形式较为灵活多样，起初，由于学生人数较少，往往采用个别或小组教学。

此外，太学也采用由高业生教授低业生的次第相传的教学形式。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

太学的考试基本上采取“设科射策”的形式。

“策”是指教师（主考）所出的试题。

“科”是教师用以评定学生成绩的等级标记，从优到劣依次分为甲科，乙科和丙科，或曰上第，中第和下第。

学生所取得的等级是日后授官的依据，通常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为文学掌故（此谓“学选”）。

太学的考试年限，西汉时是一年一试，东汉时基本上是两年一试。

后来，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以千万计，就出现了名为“大都授”的集体授课形式，主讲的博士称为“都讲”。

3、建立察举制度“察举”制度是两汉采用的一种由地方（也包括中央各部门）长官负责考察和举荐人才，朝廷予以录用为官的仕进制度。

作为两汉仕进制度主体的察举制是从汉文帝时开始实行的，但其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入仕途径，并得以真正确立其在两汉仕进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是在汉武帝时期。

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指出，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的过程中，应克服论资排辈的现象，实行“量材授官，录德定位”。

汉武帝接受了这一用人思想，重视选举取士，在元光元年设立了岁举性的科目，即孝廉一科。

这标志着察举制成为了具有常制性的正式仕进制度。

汉代察举制的科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常科，是指经常性举行选拔的科目，包括孝廉，茂材（秀才），文学，明经，明法，尤异，兵法，阴阳灾异，童子等科目。

其中孝廉是最主要的科目，选拔“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德行优良之士，秀才科主要选拔奇才异能，明经科选拔精通儒经的人才，童子科则是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另一类是特科，是指皇帝根据需要，临时决定进行察举并指定标准和要求的特殊科目。

特科科目名目众多，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制度化的科目是贤良方正。

在国家有重大问题需要探讨时，皇帝就会下诏让各地荐举贤良方正，由皇帝亲自策问，让被荐举者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发表对策。

若对策令皇帝满意，马上就可以做官或升官。

董仲舒就是在一次选拔贤良方正的测试中脱颖而出的。

察举制确立之初，颇能体现任贤使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才。

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

4、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了两次重大的改造，西汉的董仲舒和南宋的朱熹是这两次儒学改造的关键人物。

董仲舒是西汉最著名的儒家学者之一，有“汉代孔子”之称，是研究“春秋公羊传”的大家。

他把“孔孟之道”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加以改造和发展，建立起一套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神学思想体系，完成了对儒学的神学化改造。

他的著作现存的有《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对贤良策》。

①《对贤良策》和三大文教政策汉武帝即位后，诏令各地推举贤良来充实官吏队伍，并采用对策的方法，对荐举上来的优秀知识分子进行选拔。

汉武帝亲自拟定题目，亲自阅卷。

所谓对策，就是应荐者回答皇帝提出的有关经文、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问题的策问。

由于汉朝采用这一形式来选拔贤良之士，所以对策又称“对贤良策”或“贤良对策”。

董仲舒就是在一次对贤良策中被列为上第的。

董仲舒得到推举之后，汉武帝就治国之道对其进行策问，他连对三策，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和学术造诣，所阐发的思想主张也颇受汉武帝赏识。

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在策问中提出的三条建议，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兴太学以养士”和“重视选举，任贤使能”，并将它们作为三大文教政策加以实施。

②论人性与教育作用董仲舒说：“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

他认为人性是“天”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一种先天素质，这种素质既具有善的可能性，谓之仁气，又具有恶的可能性，谓之贪气。

仁气是指人性中有利于发展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先天因素，是人性的主导方面；贪气是指人性中与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相抵触的先天因素，是人性的从属方面。

因而，人性兼有善恶的要素。

不过，董仲舒又将“人性”与“善”严格地区分开来。

他指出，性只是具有善的可能性，并不就是至善至纯的，只有在教育的条件下，性才能够转化成具有道德之善的现实人格。

就性与善的关系，董仲舒解释道：“善如米，性如禾。

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

”也就是说，“性有善端，心有善质”，性可以转化成善，但性并非善。

同时，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

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所谓上品的“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他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注定要向善的方向发展。

所谓下品的“斗筲之性”根本谈不上什么“善质”，生来就是“恶”的，教化无用，注定要向恶的方向发展。

而“中民之性”则代表“万民之性”，是针对社会上“有善质而未能成善”，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成“善”的绝大多数人而言的，这些人才是教育的主要对象。

所以，董仲舒说“名性者，中民之性”。

从这种人性论出发，董仲舒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他强调“性待教而后善”，也就是说“善”要靠人为的教育来实现，教育的作用就是发扬善性，使具有善质的人性转化成具有封建伦理道德的现实人格。

③论道德教育董仲舒鉴于秦王朝实行“严刑峻法”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主张实行“德教”，并将这一主张附会天意，说“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使封建道德神圣化。

他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教育是治国的根本，一个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于礼乐教化，而刑罚只是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

董仲舒认为，道德教育可以使人民“从义向善，远利止恶”，从而形成统一的民心和民俗，有利于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因此统治者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实行教化。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其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三纲”是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概括的“五伦”为基础，进一步强化其中的等级名分思想而提炼出的三种主从性质更为鲜明的人伦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把“三纲”及其相应的忠孝节等封建道德说成是上天赋予的，是不可违背的。

尽管“三纲”思想并非由董仲舒首先提出，但他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并使之在教育和伦理实践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此以后，臣忠，子孝，妻顺成为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概念早已提出，但董仲舒将其提升为“五常”之道并做了新的发挥。

“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

“三纲”与“五常”相结合的纲常体系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董仲舒提出了三条命题“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和“必仁且智”。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表达了董仲舒关于利和义之间关系的看法。

他认为，“利”满足人们肉体器官上的要求，“义”满足人们心灵精神上的要求，两者不可或缺。

但是，对道义的追求应该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

重义轻利应该是人生的基本取向，只有做到这一点，人生才能得到最终的满足。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要求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从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和权利出发，以“仁者爱人”的情怀去爱护、关心他人，宽以容人。

同时，还要以符合道义的行为准则修正自身，严格要求自己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

这实际上是对先秦儒家强调主体道德自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必仁且智”是说在道德修养中必须做到“仁”和“智”的统一，也就是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的统一。

董仲舒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

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5、王允的教育思想王允，字仲任，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终生不与时苟同，坚决批判当时的神学化儒学和谶纬迷信，被“正统”儒家学者视为“异端”学派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