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诗歌文化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
先秦的各种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
《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
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局面。
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
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
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初步重视的时代。
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就将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征召入宫。
文人因文学才能被赏识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此，汉代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
由于武帝的提倡，辞赋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
西汉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学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学体裁——赋。
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形式上发生过许多变化，如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注重铺陈的特点也贯穿始终。
西汉后期，在辞赋创作中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
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赋》在《诗经》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词语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
这种用典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
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碑铭、连珠、吊文、哀辞等，在后来大都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了大量作品。
诗歌在西汉有了新的发展。
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生命力，五言诗正在登上文学舞台，七言诗也开始萌芽。
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发展。
汉武帝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
“乐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
《汉书·艺文志》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
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响。
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
“乐府”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词被称为乐府诗，如《江南》、《铙歌十八曲》、《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
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也称为乐府。
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极大地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
《诗经》作为古老的经典为士人普遍诵习，但除了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四言诗外，四言诗体却逐渐退出文学舞台。
而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则以楚歌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王朝的新气象。
秦朝灭亡后最早的楚歌，应是项羽的《垓下歌》。
公元前202年，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对个人的能力越保持骄傲和自信，就越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
这种感叹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最高统治者。
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风歌》却也贯穿着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
《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当年曾“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说明他的内心隐藏着深刻的悲哀。
汉武帝刘彻写出了著名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作为一个强大帝国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帝王，汉武帝深知自己也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因此，在诗中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
这是一首优美的诗歌。
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二认为此诗为“《离骚》遗响”。
《秋风辞》是汉武帝的代表作，也是咏秋的名篇。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产生。
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诗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诗，在当时虽然还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却越来越重要。
就五言诗来说，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
《楚辞》中的一些诗句若去掉语气词“兮”字就更普遍。
但西汉初年才出现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是虞姬的《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汉初陆贾所撰《楚汉春秋》中引录了这首诗，始流传至今。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虞姬还有两首四言诗。
一是《采芝操》：“皓天嗟嗟，深谷逶迤。
树木莫莫，高山崔嵬。
岩居穴处，以为幄茵。
晔晔紫芝，可以疗饥。
唐虞往矣，吾当安归。
”另一首是《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兮，贫贱之肆志。
”由此来看，虞姬还是一位有相当诗歌修养的了不起的女诗人。
汉高祖姬戚夫人写有一首基本上是五言的《舂歌》：“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汉武帝时期的乐人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善于辞赋，有良好家庭文化修养，她的兄弟伯、游、稚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
她有一首《怨歌行》(又题《团扇》)是一首咏物言情之作，《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均收入，均题班婕妤作，写得非常出色：“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
《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
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以秋扇见捐比喻女子遭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被玩弄被遗弃的普遍悲剧命运，尤为新奇而警策，是前无古人的创造。
其形象超越了宫怨范围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义，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
在后代诗词中，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时的象征。
钟嵘评曰：“《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汉初期的上层统治者都有深厚的诗歌修养，曾经受到诗歌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或者是民间的诗歌教育。
如果从乐府民歌来看，一般认为汉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
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这首民谣虽然语言较为朴素，但已经是隔句用韵、无杂言句的标准的五言诗形式。
同为《汉书》所载的成帝时民谣《尹赏歌》也是这样的情况。
这种现象表明，至少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民间的诗歌教育也是很发达的。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主流的诗歌形式，直到东汉以后才逐步兴盛起来。
从此，五言诗逐渐代替了四言诗，在以后的两千年里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
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战国时期已经很常见。
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并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
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
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则完全是七言。
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
《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
可见汉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
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则是完整的七言诗。
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展，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司马相如的《琴歌二首》也具备了七言诗的形式。
其一是：“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其二是：“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诗歌，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
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成为田园诗歌的最早源头。
由于秦代焚书坑儒，再加上秦汉之际战火不断，儒家典籍保存下来的太少，经籍的整理和传授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汉代经书的讲解和传授最重师法、家法和依据。
经籍中的语言多是先秦的书面语言，和汉代口语差别很大，再加上当时书写材料的限制，想得到一本书非常困难，所以，记诵是一种很好的补救办法，治经的人必须通过记忆和背诵来学习，因此，当时的教育注重记忆和背诵。
在学术传授靠手抄甚至口授的条件下，要防止杜撰经文和主观臆断的解说，有效的保障就是严格辨明师传体系并恪守师说，这种重师法、重依据、重记诵的汉代学风，对当时诗歌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一定影响。
秦代曾经焚毁民间保存的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
但儒家典籍并未完全失传。
《汉书·儒林传》记载：“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
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
……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
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