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鲁迅的《长明灯》与伽尔洵的《红花》伽尔洵（1855－1888）是十九世纪后期俄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也是鲁迅先生早年所推崇的俄国作家之一。

一九0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即收有鲁迅先生所翻译的伽尔洵的《四日》一篇，并对作者作了简要的介绍，指出：“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

晚岁为文，尤哀而伤。

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

”这里所提到的《绛华》即是伽尔洵的代表作《红花》。

一九二一年，鲁迅先生在《（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及《（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中，又两次提到《红花》，并作了简要的评价：“他的杰作《红花》，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拼命撷取而死。

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我们知道，鲁迅早期所介绍的俄国作家作品为数并不多，但却再三地提到伽尔洵的《红花》，足见鲁迅对《红花》的重视。

《红花》写于一八八三年，反映的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之前俄国人民解放运动时期的历史面貌。

当时，在俄国文艺界，用短篇小说这一形式反映觉强了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为被压迫群众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作品为数极少，而《红花》是较早的、也是相当成功的一篇。

一九一0年，俄国著名作家柯罗连科曾把《红花》称为俄国文坛的一颗“珍珠”，指出：“它以非常凝炼的形式展开了一整都自我牺牲和英雄事业的精神悲剧，这悲剧十分鲜明地表现着人类精神的高度的桨。

′’在《红花》创作四十二午后，一九二五年鲁迅先生创作了《长明灯》。

从早期鲁迅先生对《红花》的推崇和赞赏来看，创作《长明灯》时，在某些方面受到《红花》的启示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说《长明灯》对《红花》有所借鉴，这并不会贬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曾经明确指出：“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

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的太少，吸收得太少。

”另一方面，我们说《长明灯》在整体上超过了《红花》，也不会降低《红花》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后来居上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谈一谈对这两篇作品的看法。

这两篇作品在艺术构思和比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但由于两位作者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历史使命，尤其是思想和艺术修养的差异，因此，它们的成就是不完全相同的，比较来说《长明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概括现实生活的广度，以及象征比喻的精确、贴切等方面，更胜一筹。

其一，两篇作品都以一个具体事物象征反动势力。

《红花》是以红花作为世上一切邪恶的化身，而《长明灯》则以长明灯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势力的象征，并都以象征反动势力的具体事物作为篇名。

然而，鲁迅先生选择长明灯作为反动势力的象征更为贴切，含意更为丰富、深刻，而且富有中国特点。

《红花》中以红花作为世上一切邪恶势力的象征，只是疯子幻想中的产物。

红花与邪恶势力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它的反动本质、它对人们的巨大危害是通过疯子主观的幻象表现出来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在疯人院的所有的人们的眼中，红花只是后花园中千百朵普通鲜花中的一朵，并无特别含意。

以红花作为邪恶的象征，显然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而鲁迅先生笔下的长明灯却有所不同，他既借鉴了《红花》的象征手法，又避免了它的局限性。

使长明灯与它所象征的内容巧妙地融为一体，深刻地揭示了长明灯与中国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势力的必然的有机联系。

它被安放在吉光电“社庙”的正殿上，是一千多年前梁武帝亲自点起来的，是封建社会中神权与君权的产物。

它存在的时间之长，说明它的根深蒂固，罪恶深重。

吉光电因它得名，又显示出它危害之大，人们中毒之深。

在作品中，长明灯作为封建统治势力的象征以及它对人们思想上的影响、精神上的毒害，是通过吉光电各色人物的言论、行动渗透出来的。

长明灯对吉光电的统治，造成了吉光电人们愚昧、麻木、迷信、落后，而这些精神麻木的人又成为维护长明灯使之千年不灭的社会基础。

可见，长明灯绝不是“疯子”主观幻想中的反动势力的象征，而是存在于吉光电各色人物思想中的一盏不可冒犯的“神灯”。

这样，“疯子”熄灭长明灯的重大意义就被充分揭示出来了；吉光电的人们把要熄灭长明灯的人称为疯子，并处心积虑欲将其置之死地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由于红花只是疯子幻想中一切邪恶的集中表现，疯子与红花的斗争不过是一场“幻想中的战斗”。

所以《红花》是以疯子奋不顾身的三次摘花的行动，曲折、间接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社会中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

而《长明灯》中的长明灯却是吉光电由两种力量较量的焦点。

吉光电中的这场斗争即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现实斗争的一个缩影，因此，《长明灯》是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直接地反映了旧中国反对封建主义与维护封建统治两种力量的斗争，它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其二，两篇作品都以疯子作为主要人物，并写了他们奋不顾身、坚忍不拔的共同品质。

作品的基本情节也是近似的。

《红花》中的疯子千方百计地要摘除红花，《长明灯》中的疯子则一心一意想熄灭长明灯。

然而，两位疯子的个性全然不同，作者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也迥然有异。

应当充分肯定，《红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易于激动的十九世纪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

其写作特点是细针密缕，精心刻画，可以算得上是一幅细腻人微的工笔画。

疯子作为精神病人的不正常的心理和行为被描摹得十分真实、生动。

—出场便先声夺人：“我代表彼得一世皇帝陛下宣布视察本疯人院！”然后，作者细致地层层深人地描写了他的外貌特征，他所活动的具体环境，尤其着力剖析他反常的心理状态：“一种合理推断同荒谬想法的奇怪混合物；”作者下笔的重点是在疯子摘花的行动上，三次摘花的斗争写得错落有致，详略得体。

第一次摘花的心理和行动，写得细腻、曲折、详尽，充分揭示了疯子摘花的伟大意义，描写了他摘花的感受、决心以及摘花后在幻象中与红花的生死搏斗，把疯子为消灭世上邪恶势力的伟大献身精神表现得酣畅淋漓。

第二次摘花的行动只轻轻几笔带过，写得十分简略。

第三次摘花又写得较为细致，与第一次相比，侧重点却有所不同，主要笔力在于描写疯子发挥自己的智慧，竭尽全力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顽强斗争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由此可见，《红花》中的疯子虽不时散发出一种“救世主”的气味，但仍不失为一个真实、动人、丰满的正面人物形象。

《长明灯》中的疯子则是一个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反封建战士的生动形象。

与《红花》的艺术手法不同，作者采用虚实相映、烘云托月的方法，从大处落墨，寥寥几笔就点染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可说是一幅传神的写意画。

作品共分四个自然段，其中疯子的活动只限于二、四两个自然段，但就通篇看来，他的形象却无处不在，由于吉光电一切人物的活动都紧紧围绕疯子要熄灭长明灯而展开，因此，在多数情况下。

疯子虽未露面，却仍然成为一种潜在的巨大威慑力量，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如作品一开始便这样写着：“春阴的下午，吉光电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了．人们的耳朵里，仿佛还留着一种微细沉实的声息——‘熄掉他吧’！”这正是未见其熊先闻其声，从茶馆的气氛渲染中，我们感到疯子虽未登场，但是吉光电人们的心国中，早已矗立着一个令人生畏的疯人形象。

烘云托月月更明，作者的匠｀心于此可见。

可是，有的读者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迦尔洵自己患有精神病，对疯子的心理和行动当然能描写得十分细腻、生动；鲁迅先生缺乏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只好采用避实就虚的写法。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鲁迅先生采用虚实相映、烘云托月的艺术手法，是避免与《红花》的艺术表现雷同，更重要的是与《狂人日记》的创作有关。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也塑造了一个狂人——反封建战士的形象，它采用日记体裁，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亦即狂人心理活动的展示。

虽然疯子和狂人两个形象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作品的具体情节各不相同，但在“疯”“狂”这一点上却是近似的，倘仍用《狂人日记》的形式表现《长明灯》中的人物那就未免落套了。

鲁迅先生是创造新形式的能手，必然要在《长明灯》中采用与《狂人日记》完全不同的艺术手法。

不仅如此，《长明灯》中疯子这一形象的重大思想意义，只有同狂人这一形象的对照中，才看得愈加分明。

从鲁迅的小说创作看，疯子与狂人的形象在思想上是既有联系，又有发展的。

他们同样是反封建的战士，但是在如何改造客观世界，铲除封建势力这一问题上，两者的认识和态度却有差别。

狂人对“吃人”的人只是采取规劝的态度：“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这里，狂人思想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当时的和平进化思想。

《长明灯》中的疯子有所不同，他开始采取较为和缓的行动：熄灭长明灯c但是这一思想在斗争中又有所提高，由熄灯发展为“放火”作品描写他“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要想寻找火种。

”从熄灯到放火是一个跃进，放火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要把包括长明灯、社老爷、王灵官、瘟将军在内的社庙一起烧毁，即是将整个封建社会彻底消灭。

最后疯子虽然身陷囹圄，壮志未酬，但是“放火”的斗志并未稍减，这正反映了他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

由规劝到“放火”，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认识在斗争实践中的进一步提高。

在创作《长明灯》这一年的四月廿九日，作者在《灯下漫笔》这篇杂文中即向青年人发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号召。

同年四月八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又指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我想，疯子的“放火”正反映了作者当时的这一思想。

《长明灯》除了出色地勾划出一个反封建战士的生动形象外，还展示了吉光电中富有个性特征的各色人物的群像，多方面地描写了旧中国农村社会复杂的现实生活，在这一点上，《红花》正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

《红花》主要是写疯子三次摘花的行动，更多的是从疯子与花的关系中去描写人物，因此，疯子的形象虽然突出，而疯子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却很少落笔，因而疯子以外的其他人物就显得苍白无力、形象模糊了。

《长明灯》却是以疯子要熄灭长明灯，吉光电的各色人物阻挠熄灭长明灯为矛盾的焦点来展开情节的。

它更多的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刻画人物，因此，围绕着主要人物疯子的行动，作品生动地提示了吉光电中各阶级、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

从地主豪绅到一般群众，从“年高德韶”的顽固派到所谓“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乃至妇女、儿童，透过这些人物的活动多方面地展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关系和较为广阔、深厚的现实生活。

尤其可贵的是，作品通过人物的对话，透露出了吉光电一带农村中人们在逐步觉醒的信息。

疯子的斗争并不是绝对、完全孤立的。

疯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不相信菩萨的”；“去年连各应就打死一个疯子”。

可见，反抗的火星虽然时断时续，却始终没有熄灭。

相形之下，《红花》中的疯子就更显得孤立无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