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集《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彷徨》是鲁迅的小说作品集，共收入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
首篇《祝福》写于1924年2月16日，末篇《离婚》写于1925年11月6日，实际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半多。
整部小说集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
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
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
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故事新编》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 恰如( 故事新编·序言》所说明的, 大多用的正是这种方法: “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
以至把现代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也大胆地引入历史, 突出其针贬流俗的意义。
《故事新编》的这种没有“将古人写更死”〔2 〕, 而是以极省俭的笔墨勾勒出他们的形象, 既不违背故事木身的真实性, 又从中照见了“五四”以后, 别是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灵魂的创作方法, 使得《故事新编》显示出了一种历史小说创作中前无古人的新貌。
所谓的油滑，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了”时，“便陷入了油滑的开端”。
具体的说，就是在作品中的古代神话、传说和人物形象身上出现了现代生活的情节，而且这种现代生活的情节并不局限某部作品而是从第一篇小说作品贯穿于全部作品。
《故事新编》的这种表现方法同现代美学范畴中的“怪诞”的表现已无二趣了。
（《故事新编》中的古代人物使用现代语言, 古人生活中出现现代生活的因素, 这对于描绘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来说, 显然是历史生活中“自然所没有”的情形。
这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夸大, 甚至变形了原来生活中的人或事。
这种重新创造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艺术效果, 这就是古今重叠, 作品中出现了漫画般夸张或变形, 甚至有些幻想色彩的古代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是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和事那些古代人物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畸形混乱和荒唐却恰恰是现代生活中某些人物的本质持征和生活心态。
这就达到了艺术芙的要求: 形式是光怪陆离, 违反常态的, 但它却是寓真于怪, 以扭曲的形态, 曲折地反映出生活本质的真实的要求, 因而它是可以达到艺术美的。
细节的怪诞，《故事新编》中的怪诞艺术表现方法的运用, 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愿望, 而更多的则取决于生活本身。
社会是人的所有关系的总和, 这当中也许会产生许多始料未及, 超出人们意愿和理智范围的奇特现象。
文学中的怪诞是揭示这种社会生活的奥秘。
1 .深层文化心理语境中的“一”对“多”的外结构模式 A .行动元的价值指向向深层掘进所谓行动元, 就是推动故事向前进发的内在驱动力。
一个角色可以成为一个行动元,也可以成为多个行动元, 而多个角色有时也只能构成一个行动元。
º对立的行动元之间构成矛盾冲突。
然而《呐喊)( 仿徨》却显现
出另一种截然不同景观。
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外在紧张, 亦没有柳暗花明的曲折, 散漫的日常生活场景流淌着浓郁的原汁气息展现于我们面前。
只有细细地品尝, 我们才能感受到故事深处的内在紧张, 这是一种灵魂的无意识的角逐。
B
. “一”对“多”的外部结构模式出于消遣的目的和其它种种原因, 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行动元往往被构筑为单一对立的矛盾冲突, 因而其结构大多便呈现为“一”对“一”的线性平面构架。
《呐喊》《仿徨》的故事行动元采取的则是一种“一”对“多”的结构形态。
先觉者的现代意识及其存在权利、弱小者的奴隶资格和封建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和维护者的正常人性是“一” , 封建传统文化是“多”。
1叙述者主体意识支配下的内部结构方式在《呐喊》《仿徨》中, 由于故事的“一”对“多”的向心立体架构, 多种矛盾都失去了延展的势能, 矛盾之间的并列互补关系使之无法构成自身运转的具有强烈消遣功能的故事链, 这意味着故事自足性的极大消解, 叙述者的结构功能因而也便显得意义非凡。
第一,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使小说在故事层面上以更为经济的篇幅容纳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容, 同时也使“一”对“多”的外部结构也难以实现。
第二,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也为对故事价值蕴含的发掘、提升进而构筑一个更富于主体独创性的意蕴空间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难看出, 由于外结构模式的变革, 内结构方式的引进及其强化内外结构的相互叠印使《呐喊})( 仿徨》的意蕴空间获得了古典小说无法比拟的深广度, 创作主体精神结构的渗入更是古典小说中见所未见。
正由于此, 当代研究者们对《呐喊》《仿徨》主题学层面的研究才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向度: 一是王富仁先生的“镜子”论; 一是汪晖先生的历史“中间物”意识论。
前者侧重于文本的外部结构研究, 后者侧重于文本的内部结构研究。
综合这两种研究成果亦可证明叙事结构的内外变革大大地拓展了《呐喊)( 仿徨》的意蕴空间, 从而从一个方面为《呐喊)( 仿徨》的现代艺术品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