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8-02-18作者简介:陈美林,男,1932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从“做官”与“做馆”谈起陈美林(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摘　要:《儒林外史》齐补本将卧本“做官”改为“做馆”,并无版本依据,可见刘红军文中肯定齐补本所改,显系对《儒林外史》原文的误读。

因此,保存卧本原真是必要的。

关键词:校勘　解读　做官　做馆中图分类号:I 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2-011-08我国古籍汗牛充栋,在长期流传中,“后人习读,以意刊改”、“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现象屡屡有之,以致不少古籍失去原来面貌,从而有校勘之必要,以“克复其旧”、“归其真正”[1]。

古籍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史、哲、经、农、医、理、工等学科无不有大量古代著作传世,它们都是先贤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经验总结,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

我们在解读各类古籍时,自然也必需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即使文、史两类最为接近的学科也有很大差异。

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史学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文学容许虚构,而史学则不能有违史实。

虽然文史可以互证,但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

在二者互证时必须注意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免混淆而致误读。

刘红军《“做官”还是“做馆”———兼论迟衡山武书的结局》(见《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下称“刘文”)一文既缺少必要的校勘,又未曾将文、史二者分辨清楚,以致误读文学作品,因此,该文的结论仅可视为一家之言,而不能成为定论。

一刘文根据1988年中国书店影印之光绪十四年(1888)鸿宝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下称齐补本)六十回本之第五十二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文中所叙及的“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馆去了”来校正早于此本的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下称卧本),卧本第四十八回(回目文字与齐本五十二回同)中的文字为“迟衡山、武正字到远处做官去了”。

刘文认为卧本“做官”误,而齐补本“做馆”是,但缺少必要的校勘根据。

由于《儒林外史》并无作者吴敬梓的稿本传世,自然无法与之对校;同时,在其他文献载籍中又寻不到有关《儒林外史》原作的辑录,也无法进行他校。

但《儒林外史》全文俱在,可以进行本校,提出本证,而刘文作者未能注意及此,仅凭自己的识见予以推断,未免偏颇。

2008年6月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 mal University Jun .,2008No .2卧本之后亦有多种刊本行世,重要者有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元年(1862)间的黄小田评本(下称黄本);黄本长时间未曾刊刻,后虽与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合刊,但大量评语被删,仅保留三条,署名“萍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发现,由黄山书社于1986年出版李汉秋辑本。

同治十三年(1874)几乎同时有《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本(下称齐本)及天目山樵评本(下称天本)出现。

齐本也为五十六回本。

至于光绪十四年上海鸿宝斋所出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则为六十回本,其中四回显非原著。

总之,这几种评本在《儒林外史》面世之后,是影响最大的几种刊本,不仅有批评,也有一定校勘。

至于申报馆本、商务本、亚东本,大体不出以上几种刊本体系,不过取其所长、舍其所短而已,取舍之间全由编校者择定。

建国之后重要刊本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张慧剑校注本(下称张本);七十年代有南京师院整理本(下称南师本);八十年代有李汉秋的会校会评本(九十年代增补为M校M评本),笔者的《新批儒林外史》本(2002年增补为《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本,下文称陈本);九十年代有李汉秋校、杜维沫注的《精校精注卧闲草堂儒林外史》本(合前二种称李三本)。

以上各本虽然均以卧本为祖本,但在“做官”与“做馆”进行本校时亦可参照。

以卧本“做官”而言,仅齐补本改为“做馆”。

但连刘文也承认齐补本“历来以代为修饰、擅改原文为论者所诟病”,李汉秋就曾指出数例,如“匣上”被改为“闸上”,“U成”被改为“总成”等,“率以己意删改”,而“校改者识力不够而误改反致错误的也不少”[2]。

总之,齐补本中不乏点金为铁之处,即如改“做官”为“做馆”也显系擅改。

但刘文却认为“就‘做馆’这一个案而言,不当视作擅改原文,而是正确的校勘”。

此说其实并无根据,不妨以卧本为底本试求本证如下。

先查“做馆”。

第二回:王惠问周进:“去年在谁家作馆?”王惠接着又说:“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不差不差。

”(按:齐本、黄本、天本、张本、南师本、陈本均同;唯李汉秋1999年8月之M校M评本将第一个“作馆”改为“做馆”,但李氏1984年9月之会校会评本及1999年11月之精校卧本均未改动,仍依卧本为“作馆”)第三十六回:祁太公对虞育德说:“你还该去买两本考卷来读一读,将来出去应考,进个学,馆也好坐些。

”虞博士对娘子说:“我自从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武书对虞博士说:“……因是后来穷之无奈,求个馆也没得做……”(按:以上各本均同)第四十一回:沈琼枝回答杜娘子所问,说:“家父历年在外坐馆……”(按:上述各本均同)第四十四回:萧柏泉对汤镇台介绍余特说:“……今年在一个盐务人家做馆,他不甚得意……”(按:以上各本均同)余特对萧柏泉说:“小弟因有一个故人在无为州做刺史,……他若帮衬我些须,强如坐一年馆。

”(按:上述各本均同,唯齐补本改“坐”为“做”———齐补本为第四十八回)第四十六回:杜少卿对余特介绍汤镇台时说:“便是请表兄做馆的了”;对汤镇台介绍余特时说:“这便是表兄余有达,老伯去岁曾要相约做馆的。

”(按:上述各本均同)第四十八回:“话说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馆……”(按:上述各本均同)以上各例或为“作馆”、或为“做馆”、或为“坐馆”,都是教书之意,未曾错为“做官”即出仕之意。

至于第二十七回倪廷珠对乃弟廷玺所说:“我自从二十多岁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在各衙门里做馆”中的“做馆”则为做幕僚之意,不会与意为教书的“做馆”相混。

至于写成坐或做或作也并无不可,但一般当写成“坐馆”,因坐在人家授徒,第四十六回唐二棒椎对虞华轩说及余特,认为“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这些杂学……”。

正因为此,二思堂在翻印增补齐本时,将鸿宝斋齐补本的“做馆”又改为“坐馆”,越改越失去原真。

虽然上述各例中之“做馆”,有的出自叙述者(作者)之口,有的出自书中不同人物之口,但均未有将“做馆”误为“做官”之意。

唯齐补本第五十二回(卧本第四十八回)中将“做官”改为“做馆”,但均为各本所不取。

再查“做官”。

第二十回:匡超人对他的娘子说:“我如今贡了,要到京里去做官……”他的娘子说:“你去做官罢了……”匡超人又说:“……我而今是要做官的……”(按:上述各本均同)第四十八回:“那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按:除齐补本外,上述各本均同。

齐补本为第五十二回,将后一“做官”改为“做馆”———即刘文认为改得对的“个案”)第五十三回:聘娘说:“……难道做官的、有钱的女人都是好看的?……”聘娘问陈木南:“……你几时才做官?”聘娘说:“我是好人家儿女,也不是贪图你做官……”(按:以上各本均同)以上各例所用“做官”一语均为出仕之意,语义明确,未曾与“做馆”相混,特别是第四十八回余特劝说乃弟余持同赴徽州府学训导之任时说:“……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馆”,将“做官”与“坐(做)馆”并举,并无混淆,而且各本均同。

总之,《儒林外史》全书在涉及教书与出仕时所使用的“做(作、坐)馆”与“做官”两个语词,各自所表述的意义明白准确,并无含混,没有一例可以做为齐补本将“做官”改为“做馆”的佐证。

可见齐补本显系“率以己意删改”,并无版本依据。

二刘文在认定“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应为“做馆去了”的前提下,对《儒林外史》的思想主旨和形象意义做了一番解读。

但由于改“做官”为“做馆”,并不如刘文所说是“正确的校勘”而是“擅改原文”,因此也就连带误读了《儒林外史》。

刘文认为“‘做官’还是‘做馆’,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毕竟反映了人物的不同追求,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评价也应该有所不同。

如果是‘做官’,便说明迟、武二人直到最后仍留意于科举功名,他们的精神追求的脚步始终徘徊于新旧思想之间,其价值取向便不会与高翰林、施御史、万中书如此　格不入了(第四十九回);如果是‘做馆’,便说明他们和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保持一致,‘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成为‘中流砥柱’(闲斋老人序词)”。

这段解读至少有两点可以商榷:一是沿袭闲序所言,将虞、庄、杜三人一齐归之于辞官行列;二是将是否出仕视作评价人物思想境界高下的唯一标准。

先说第一点,虞育德并无辞官不就的言行。

当他在中进士之前,尤资深曾劝他去求康大人推荐应征辟,他不愿意。

尤资深进一步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师的高处。

”虞育德回答说:“你这话又错了。

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去,我又辞了官不做。

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

这叫做什么?”虞育德不愿求康大人推荐,并不是因为不愿做官,而是不愿如此做秀。

当他中了进士,授了“闲官”南京国子监博士后,他便“欢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

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圞着,强如做个穷翰林。

’”全无辞官之意,不过以平常心态对之而已。

在国子监博士离任后又去外地做官,杜少卿与之话别时,他说:“少卿,我不瞒你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

我此番去,或者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

……我要做这官怎的?”显然,他之所以做官并不是求去富贵而是为了生存必需。

须知在科举社会中,读书人除了做官、做馆之外,就很少有其它的出路了。

至于庄绍光在面见圣上之后辞去征辟,是因为朝中小人作祟。

杜少卿则是因为“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而宁可不出去的;少卿此言又是他回答迟衡山所劝“替朝廷做些正经事”而发。

可见庄、杜之所以辞官不就,原因就在于无法“做些正经事”。

既然他们“做官”的目的并不在于追逐富贵,而是要“做些正经事”,即使他们做了官,又有何可苛责之处?这些正面人物的理想是倡导礼乐兵农,借以为朝廷培植人才。

集中体现这一理想的行为则是祭泰伯祠,而主祭者即是虞育德,其时正任国子监博士;亚献则是认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庄绍光;三献却是一向劝导士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的马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