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 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
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
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为现实政治服务。
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
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且强调,“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后人往往马班并列,《史》《汉》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汉书》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
不妥之地位。
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
郑樵有言:“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
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
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辞难知”,却又“其实易行”(《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
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世典周史”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其自幼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
司马迁曾向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表示,要矢志继承父业,撰成通史著作,做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春秋》。
对出身于中下级官僚家庭的司马迁来说,由于他父亲的职业和修养关系,也由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道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被贯彻到了他后来的史学活动之中。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自幼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
16岁入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且“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颇为时儒所钦佩(《后汉书・班固传》)。
班氏一家,在西汉二百余年间,先是边地豪富,后来成了儒学世家。
班固出身于官僚地主兼外戚家庭,与东汉皇室关系密切,而且他“家有赐书,内足于财”,这与“后世中衰”的司马迁家世有很大不同。
其父班彪是《汉书》的最初写作者,又是著名的《王命论》的作者。
西汉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各种割据势力也乘机而起,刘秀称帝之时依然是“天下云扰”。
为给东汉皇朝寻找理论依据,班彪“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汉书・叙传》)。
他在《王命论》中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通篇都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经学思想。
如同《论六家要旨》之于司马迁,《王命论》也极大地影响了班固的学术思想和史学生涯。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并进一步发挥了汉承尧祚的思想。
汉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撰集为《白虎通》。
成于班固父子的《王命论》和《白虎通》,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两根得力支柱。
家学渊源的差异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司马迁和班固在治史宗旨上的不同。
二司马迁和班固都曾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著史宗旨。
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表述了自己撰述《史记》的旨趣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班固也在《汉书・叙传》中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记、表、志、传,凡百篇。
”二人提出的著史宗旨,既有一定的继承性,又有较为明显的不同。
根据二人的表述,这种异同大体表现在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三个方面。
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关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的态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了士大夫干禄仕进的敲门砖。
生活在这一氛围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史载司马迁曾以董仲舒为师,深谙今文经学理论,并熟悉天人感应之说,因而在天人问题上,司马迁还是吸收了不少儒家经学思想。
关于古代帝王,他沿袭了今文经学许多神学迷信的说法,如谓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五帝本纪》)。
在论证秦朝统一时,他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六国年表序》)此外,刘邦母亲梦与龙交而生邦(《高祖本纪》);汉朝的建立“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之际月表序》)所有这些,意在说明刘邦得天下,是天的意志。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所谓的天,除了上述神灵之天的含义外,更主要的还是指支配历史人物个人命运的盲目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司马迁进一步探索了天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他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予以为不然。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能,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魏世家》)在司马迁看来,凭信陵君个人的力量,不管他有何等的王佐之才,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天。
司马迁对孔子颇为尊崇,甚至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甚至对儒家的某些学说提出了异议。
孔子说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却大唱反调,质问那些品行不端、做尽坏事的人,为什么能富贵利达、安富尊容地度过一生;而那些正道直行,具有奇才异能之士,为什么却遭苦受难终身?并对天道有知的观念提出疑义:“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不同意天道可以干预人事的说法,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道”并不能最终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决定历史变化的原因取决于人性,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这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
《项羽本纪》描写项羽失败时,自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司马迁则批评他“自矜伐功,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从而指出其失败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
在述及蒙恬之死时,司马迁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倾向。
这与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是相左的,说明司马迁虽然尊崇孔子,精通儒学,但在许多问题上又大异其趣。
受黄老思想和《荀子》的影响,司马迁认为人性的内容就是趋利避害,争权夺利。
在《报任安书》中,他提到“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对儒家所谓父子恩情出自天性的说法,司马迁也表示了怀疑:“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
……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卫康叔世家》)“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
”(《扁鹊仓公列传》)“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汲郑亦云,悲乎!”(《汲郑列传》引翟公话)从天而降的李陵之祸,使司马迁饱尝了世态炎凉,认识事物更为深刻:“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 者?”(《报任安书》)从中我们亦可感受到一种异常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由上可以看出,司马迁以一史学家,本注重天道问题。
他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尽管他没有彻底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影响,但他更多的是继承了道家的思想因素。
道家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否定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他曾经说过:“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能)求之也,天道自然。
”(王充《论衡・命禄》引)又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悲士不遇赋》)体现了老庄顺应自然的人生观。
较之汉儒拘牵于谶纬灾异感应之说,司马迁应该说更为高明一些。
我们再来看班固。
前引班固的话中可以看出,尊显汉室,构建刘汉皇朝承自天授的体系,是班固著史的宗旨。
班固生活的时期,正值东汉国势鼎盛,现实政治需要“宣扬汉德”,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巩固当朝政权,这也是时代向史家提出的重要课题。
班固不满足于《史记》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认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见《太平御览》卷六○三引佚名《后汉书》),又不满意当时的学术风气,认为“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知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后汉书・班固传》)。
所以,他将“究汉德之所由”作为著述的一个重要任务,于是乃有《汉书》之著。
班固的天人思想折射出的尊汉精神是贯穿全书的。
他在班彪《王命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出一个刘汉皇朝出自天授的系统。
《典引》说:“太极之原,两仪始分……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
”这就建构起刘汉皇朝来自神授的理论体系。
班固宣汉的理论源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