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
内容摘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
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但是两部书中所体现出的两位史家的史学观确实不同
的。
本文将就两部史书中所体现出的二人不同的史学观进行分析，同时对二人
不同史学观的形成也有所探究。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史学观
中国历史上司马迁和班固可谓是史学上的双子星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别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
固然，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点，但是二人在史学观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就二人史学观的不同之处进行浅析。
首先就家学渊源的差异来说，对二人史学观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于汉初，那个时期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而司马谈也是崇尚道教思想的。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道家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而没有一味地崇尚儒家，他还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①这些都是和他受到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曾撰有《王命论》，更多的是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通篇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的儒家经学思想”②。
再者，班固本人也是《白虎通》的撰写者，书中主要宣扬谶纬思想感应学说。
故而《汉书》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正统思想，宣扬一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而缺少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
为此，班固曾在《汉书》这样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不满，“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③
“是非谬于圣人”正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能够无所畏惧，信笔直书，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而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史观的史家，并且还是奉旨修书，故而书中会有不同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的地方。
如对于吕后，司马迁为其立本纪，主要是出于历史事实考虑，惠帝在位，实权则由吕后掌握；而班固则给惠帝另立本纪，并置于《吕后纪》前面。
对于游侠，俩个人同样有着不同的观点。
对于游侠，司马迁更多的是欣赏和赞美，赞扬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
①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王萍：“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49页
③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能，羞伐其德”。
①加之由于司马迁自己的个人遭遇，“从自身命运的思索中真切体会到专制统治的冷酷和对人性的扼杀，并将一种反抗意识贯注到其作品中，通过描写那些敢于反抗强暴，为自己认定的“正义”不惜生命的侠义英雄，讴歌其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②而作为正统史家，班固则缺少这样的思想。
对于游侠，出于更加利于汉王朝的正统地位，班固则斥责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在天道观方面，《史记》和《汉书》也体现出很大的不同。
司马迁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自然天道观，也就是历史自然的观点；而班固表现出的则是浓厚的天命观。
司马迁的自然天道观没有过渡地强调天的作用，这一观点主要是指出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他还以历史自然地观点批评天命观。
例如《项羽本纪》中最后关于项羽的失败，司马迁这样写到：“乃引（指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没有强调天命的观点，而是指出项羽的失败乃是由于人的缘故，是历史的自然。
在《伯夷列传》中也批评了“天道无常，常与善人”的说法，并说“余甚感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进一步表明司马迁实际上是批评天命观的。
司马迁天道自然的观念，“显然受到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观点的影响。
”③
班固表现出的则是浓厚的天命观，这和他受到其父班彪和董仲舒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其父班彪对班固的影响自不必说，董仲舒对他的影响可以从《汉书·董仲舒传》中看出，《董仲舒传》中完整地记录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班固对天人感应学说可以说是很推崇的，他本人在史学观上也是一种封建正统的思想，为此他视儒学为正宗。
班固作《汉书》实际上是为了尊显汉室，宣扬汉德，这种宣汉德理论基础便与董仲舒刘氏得天统而建汉朝的神学目的如出一辙。
因此他需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自然其中的天命观是极其浓厚的。
如他在《汉书·高祖纪·赞》里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为符，旗帜上赤，协于上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由于在西汉末东汉初年，谶纬之学风靡一时，班固自然受其影响，故而《汉书》之中可以看到宣扬谶纬神学。
《五行志》中说道：“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
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福到，自然之符也”，显示出浓厚的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的色彩。
相反，司马迁则持以无神论的观点否定天人感应。
他在《留侯世家》中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
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另外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星气之书，多杂吉祥，不经”。
这些表明，司马迁持有无神论的思想，并且批评天人感应说、鬼神论。
①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②朱萍：“司马迁、班固与游侠”，载《安徽文学》，2006年第8期，
③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0页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有着较班固更为闪光的一点，那就是他能够以经济观点指导史学研究。
在大家所熟悉的《货殖列传》一文中，司马迁重视经济的想法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例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是引自他人所说，却也体现出司马迁是认同这样的观点的。
他还指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又说，“无岩处夺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也就是说，司马迁是强调了经济作用，以经济观点观察社会和历史。
“从经济决定出发，司马迁深入到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观点。
”①《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附焉。
”这表明，仁义、道德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实际上，司马迁是以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去指导自己研究历史的。
而班固则缺少这样的经济思想，毕竟班固一则是受正统史观的影响，另外他本人再著史过程中并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受到了那么多的磨难。
并未像司马迁那样因贫困而惨遭极刑，故而他对经济的重视并未达到司马迁的程度。
《史记》和《汉书》是两种不同体裁的史书，前者为通史，后者断代为史，这其实也是不同史学观的反映。
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罔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故而他作通史。
“他这样将自有中华文明以来的三千年间的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天下局势，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审美思想。
”②班固并不这么想，他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万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纪，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班固断代为史，而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
不同的史学观早就两位不同的史家，也成就了两部开中国史学先河的经典著作，在对待两位史学家或是阅读二人的著作时要把握好二人不同的史学观，并明确二人的史学思想的差异，这样也可以更好的理解二人的著作。
①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6页
②陈桂成：“‘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辨”，载《梧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