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倾向摘要：宗教艺术的现实性和世俗性，使宗教艺术常会突破宗教的束缚，表现出审美的价值。
宗教艺术总体上说是以虚幻的幻想性超越现实，而去创造一种子虚乌有的宗教境界，但由于它是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的，而且又要影响现实社会的人，所以又总是带有现实的痕迹和世俗的气息。
有时为了达到宣教的目的，还有意识地世俗化。
正是这些现实性内容，传达出了宗教意外的美学内容及其理想。
世俗向宗教的挑战，向宗教的渗透，正是促使宗教艺术摆脱神性的束缚，大踏步迈进美的殿堂的催化剂和推动力。
关键词：宗教艺术；世俗化苏联美学家雅科夫列夫曾经说过：“艺术和宗教都诉诸人的精神生活，并且以各自的方式去解释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目的。
”宗教艺术正是把艺术与宗教相柔和，用以解释人类生存的意义、表达人们生存渴望和生命意识的一种精神生活的表达形式。
宗教艺术往往通过世俗化达到与人们的交流和共鸣，从而更深地影响现实中的人，达到宣传的目的。
宗教强调主观理性，重信仰，重超越，实际上又往往以非理性的方式，而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探索人生和自然的真理。
艺术强调主观感受，重想象，重美感，实际上又往往要靠激情和灵感，以生命感悟的形象性，表现微妙和美丽的色彩。
宗教是一种感情的存在，却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运用想象和幻想，来建立期一个神的形象系统。
宗教思维的想象和幻想，都是极为生动和丰富的。
在这种虚拟性思维中，把创造出来的虚拟性世界，当作一种真实的存在，并用教义教理、教义教规，予以哲理化的表现，或艺术化的描绘。
艺术亦是一种感情的存在，特点一是丰富的想想和幻想。
艺术的创作都是在想象和幻想之中进行，离开了艺术想象，艺术形象无从存在。
所谓灵感和激情，都是一种虚拟性思维。
艺术活动的这种虚拟性，目的也是在于创造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以审美的方式，反映真实人生。
即使在现代派艺术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变形的艺术形式、远离现实的荒诞，实际上，仍是艺术家主题精神的折射，是艺术家用艺术手法，将心目中的虚拟性世界，转变成了艺术的真实。
就宗教艺术的成分而言，其中宗教的意义是主要的，艺术的成分是次要的，但恰恰是这次要的部分，使宗教教义的渗透力、影响力得意增强，使宗教艺术更加靠近现实世界，从而凸显出审美的因素，产生出审美价值。
宗教在创建自己的交易体系和弘教时，却不可能与现实的世俗社会想脱离，而且宗教想象所创造的神圣形象与神圣境界也不可能毫无现实社会的影响存在。
相反，为了推销教义并使其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宗教还要有意识地与世俗社会相适应，并选择适当的宣传方式。
宗教艺术作为宣教辅教的一种方式，在世俗化这一点上也就首当其中，而且最为突出。
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发展，随着宗教艺术创造者身份与思想的越来越复杂，宗教艺术中的世俗化成分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浓。
从宗教与宗教艺术发展史来看，事实证明，宗教的神圣与现实的世俗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宗教要存在下去，就必然要与世俗社会相调适，而在这种调试中，宗教及其宗教艺术就要接纳世俗的内容，在有些时候，甚至宗教与宗教艺术还对社会的世俗化起到某种推进作用。
宗教艺术中始终表现出追求神圣与肯定世俗的矛盾。
作为宗教理想，自然提倡人应该为天国服务，要抑制住人的一切本能欲望，包括人的快乐本能与享受本能。
但是在具体的宗教训诫与艺术描述中，宗教又不得不承认了人的本能欲望是难以遏制的，比如《圣经》中的原罪故事，亚当、夏娃终于经不住蛇的诱惑，偷走了味美可口的果子，这说明人所具有的感官欲望与美的愿望是天生的。
宗教艺术的世俗化还表现在神与凡人的融合性上。
道教认为人人皆可成仙，只要人遵守道教教规服金丹，修长生术，就可进入神仙境界。
这也就是神仙道教长生能致，神仙可学的教义。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也经过了中国世俗社会的洗礼。
表现之一是对主权的依附。
两晋时期，佛教已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就主动地与封建王权相调试，到南北朝与唐代，佛教更出现了国教化的迹象，开始带有些官方的性质。
僧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多少反映出僧侣已为官方所控制的趋势。
这种趋势反映到宗教艺术中，就是佛教艺术对皇帝大臣的有意逢迎，以及官方意识在佛教艺术中的表现。
如唐朝时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大佛传说亦是按照武则天的特征来塑造的。
表现之二是在教义上把真谛俗谛相等同，把出世入世同一化。
唐代禅宗的出现在理论上和行为上进一步走向平民化、世俗化，禅宗圣典《坛经》内明确说：“佛法在实践，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禅宗把修佛看作是现实世界上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按照自己平时的自然本性去做就是修佛，无需过禁欲的苦修日子。
宋元以后，神佛形象更为迎合普通民众的心理，成为平易近人、玩世不恭、滑稽可亲的形象。
像大肚弥勒佛像，坦胸凸肚，咧嘴呵呵大笑，依附享尽人间幸福，化天下一切不快之事为快事的快活神情，深得民众喜爱。
礼佛拜佛，民众甚至可以上前去摸他的肚脐眼，并认为这样做一下可以消灾免祸。
还有技工的形象，他本俗人出家，但却嗜酒贪肉，出入妓家，疯疯癫癫，于癫狂之中又常济穷护教，不乏菩萨心肠，为众生解忧排难。
济公和尚在民间几乎成为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成为救星、正义和同情心的代名词。
佛教艺术所塑造的这种菩萨于修行者的形象，无不充满世俗的生活情调，并流露出人生应有的享受欲望。
宗教艺术是为宗教的宣传服务的。
为了扩大宗教的影响，使宗教教义更能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宗教艺术首先采用世俗的方式进行宣传。
在印度，佛教常常与戏剧携手，在戏剧中灌输与宣传佛教的交易。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采取了造像、传读与唱导等形式。
佛教造像本来是为了僧徒观像坐禅开悟的，但为了吸引一般百姓，佛教的像教法则主张应该首先使百姓从感官上接受佛像，进而崇信佛祖，皈依三宝。
慧远在《襄阳造丈六金像颂》中，就认为这种做法是“拟状灵范，启殊津之心；仪形神模，辟百虑之会”，从而使得“四辈悦情，道俗齐趣，迹响和应者如林”。
《弘明集》卷一《正诬论》中也认为人们去佛寺瞻仰佛像，会因不同身份得到不同的感受，“上士游之，则忘其蹄筌，取诸远味；下士游之，则美起华藻，玩其炳蔚，先悦其耳目”。
因此，佛像的制作就总要体现出佛祖与菩萨的宽厚仁慈之心，而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严肃之态。
目前从敦煌变文保留的作品来看，其中既宣扬佛教教义，如因果报应、地狱轮回、人生无常等宗教思想，同时也夹杂着如家的伦理的道德观念和世俗的忠、孝意识，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除了因果报应与地狱轮回思想外，其中目连对母亲的孝顺也是宣传的重点。
目连救母变文及其以后变成的戏剧目连剧，之所以受到一般民众的热烈欢迎，其中宣传孝的成分起很大作用。
另外即使是在一些直接从佛经中改写过来的变文故事也透露出追求现世生活的世俗倾向。
如《丑女因缘》，丑女因为深深忏悔前罪，为佛祖世尊亲自垂赐加被，丑女忽然间就变成了容貌端庄、举世无双的美女，与驸马一起在人间过着幸福的生活。
变文的重点也放在对现世幸福的向往上。
唐代佛教雕塑与壁画也接近人间与俗世，带有现世的时速色彩。
即使是在表现宗教性题材的壁画中，其画法、布局也表现出通俗性、世俗化。
如《袛园记图》在表现舍利佛与牢度差斗法的场面，也突出了故事的喜剧性，在总体上以强烈的生活气息突破了宗教的气氛。
宗教艺术与民间的节日、风俗相结合的现象，也是民间世俗意识向宗教艺术渗透的重要途径。
中国各地的节日必要迎神、游神，而佛教的庙会又必然要演出宗教性戏剧，还有各种神诞节也要举行祭神歌舞活动。
这些活动由于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往往演变成全民性的娱乐活动，也就是说，名为娱神，实为娱人。
如每年的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要举行最隆重的“孟兰盆会”，而道教则把这一天定为“中元节”，热热闹闹地上演各种仙佛鬼神故事。
民众的快乐本能与精神享受意识也促使宗教艺术做出迎合与改变。
而宗教艺术，也正是以世俗的方式与意识，在寓教于乐之中向观众灌输宗教精神与宗教意识的。
一些宗教故事由于在民间流传，也受到民间世俗意识的影响，发生了变异，最后成为了世俗艺术。
如白蛇的故事，本是一个民间宗教故事，说的是蛇妖经常出来害人，最后为道教真人或佛教法师降服。
但经过民间说唱艺术的进一步演化，到了后来文人黄图珌写成的《雷峰塔》传奇里，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妇女形象，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对所爱之人的关心爱护以及最后被镇压都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主题也转化为谴责男子负心的世俗内容。
虽然其中白蛇还是妖，但人情味却很浓，她并不害人，有着温柔体贴的性格，执着地追求人间的爱情。
因此，像黄图珌的《雷峰塔》传奇是在宗教的外衣下，潜藏着人间否定暴政、追求自由、渴望幸福的非宗教性的世俗艺术作品。
宗教艺术自然也包含着对美的追求，它也有它的美学理想与美学价值。
更重要的是，宗教通过宗教艺术将其宗教理想美学化、艺术化，换句话说，宗教艺术起到了一个将宗教教理进行美学转化的作用。
比如，道教的神仙境界、佛教的西方净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天堂理想，无不都是通过优美的艺术语言，将其美好的情景描绘出来的。
但是，宗教的天堂理想与神仙境界并非完全没有世俗世界的影子，宗教艺术的美学创造也仍然采用世俗的方式来吸引信徒。
实际上是把人的时速欲望加以升华与净化，然后再以超现实方式表现出来。
神仙世界与天堂理想通过美学创造因而更具有宗教效应。
因此，宗教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世俗化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其美学效果与宗教效果的创造。
宗教艺术在其美学创造中之所以会受到世俗意识的影响，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是由于艺术创造本身的审美特性决定的。
宗教艺术也是艺术。
艺术的根本特征是源自现实又反映现实，追求理想和创造理想。
宗教艺术要面对世间，教育众生，同样不能脱离现实，而且还要从世间取材，将世俗生活宗教化、艺术化。
像佛教中的许多寓言故事，也大多取自民间，虽然其中也寄寓着宗教性的劝诫与警示，但故事中体现出来的幽默、诙谐、机智与哲理又带有相当浓厚的民间色彩与世俗色彩。
实际上，这是宗教将民间的故事引为己有，虽然经它涂上一层宗教色彩，但其民间艺术的审美特征仍掩盖不住。
另一种方式则是，宗教艺术在创造艺术形象时，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
由于现实的力量，往往使得世间生活的气息盖过宗教的意味，美的力量突出，宗教意义退为其次。
比如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虽然是描写基督的，但画面上人物的表情与神态却真实地反映出人间善与恶、美与丑的冲突，实际上，画家是利用宗教故事来刻画人物，鞭挞现实中爱向教会打小报告陷害好人的丑陋现象。
其次，由于宗教艺术创造者思想、性格、美学情趣和生活背景与宗教的要求形成差距，他们在创造宗教艺术作品时并不一定完全以颂神与宣教为目的，而是融进了时代的精神、个人的情感与美学思想，甚至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制约了他的创作，这便使得他所创造的宗教艺术作品具有较浓的现实内容和世俗色彩。
正是这种现实的内容与世俗的色彩，才使得宗教艺术作品超越宗教内容，突破神性束缚，而闪现出美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