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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人性观

人性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管理措施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

而韩非子提出的“人性自私论”就是其关于管理理论的假设。

他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即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必须要适应人的本性,自利是人生理上的基本需求“:人无羽毛,不衣则不犯寒⋯⋯不食则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

“: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非舆人仁而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在他看来人们拼死用力的行为无非是期望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和气力为代价,去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社会就是一个依靠利益而运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互为利用的现实,但这又并不是不可调和的。

因为私利的追求是人们事业成功的动力源泉,只要相互之间充满着互利的关系,他们就可以相互合作。

“:夫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加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皆挟自为心也。

”。

由此可知“:人的欲望是构成人性的基本结构,是人生历程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做为当代企业主应该从人的欲望出发,对组织成员加以外在的控制从而实现既定的目标。

今天的实际情况也告诉我们“:几乎所有成功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以顾客中心,并高度重视目标市场顾客的需求”。

而要做到这点,企业
主首先要满足员工的欲望,才能促使其提供卓越的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度来稳定与顾客的关系,从而实现双赢目标
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喜欢好东西,厌恶不好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别人有好的行为,就要奖励他,要避免别人不好的行为,就给他一些惩罚,用赏罚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合适。

法家从人性好利论出发,认为人的价值就是表现为用气力去争名夺利,争到名利就是价值。

因此,名利的大小多少就成了他们衡量一切行为的价值的尺度:
人性——行为动机——产生行为——达成目标
在韩非及法家的人性论里,人的本性是自利、自为、自私,人的心智有为一己之利的计算心。

而“法”的设置只要能满足人性自利要求的规则,自然也就能为人们所接受。

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八经》)
法家的这种人性论对现代管理是有启示意义的。

企业的管理活动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自为心,具有一种威慑利诱的力量,体现出一种诱发力和胁迫力,使员工的行为达成组织的既定目标。

韩非子未同其师荀子般对人的本性做道德判断,只客观描述:认为,人生具有好利恶害的自然本能,非善非恶,只是客观事实,是一切礼法制度赖以建立和施行的前提。

所以,韩不主张“化性”,而主张“因性”,亦即利用人性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

故其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俱矣。

”(《八经》)
管子明确指出,“民恶忧劳,我扶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子》)。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韩非子·问辩》)。

”任何言论和行为,如果施行后能够产生预期的功效,那才是有价值的。

“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
善射者,无常仪的也。

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

故有常,则羿、
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集中表达了目的的重要性。

“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小,乃可谓功(《韩非子·南面》)”,这是说用效率的重要性。

但施事难免利弊并存,“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子·八说》)”,此时就必须“出其小害,计其大利(《韩非子·八说》)”,“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韩非子·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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