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两汉文论概述一、文化脉络黄老之学——经学——谶纬神学二、文论特点1.围绕诗与辞赋展开2.基本特征：依经立论经义断狱例：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己子。
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之。
甲当何论？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
甲宜匿乙。
诏：不当坐。
第一节《诗大序》：儒家文论的总结《诗大序》是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作。
它吸收了传诗经生的意见，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关于作者：郑玄《诗谱》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苌合作。
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认为是后汉卫宏作。
一、情志说——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 （1）提出情志统一的诗学观，发展了“诗言志”的思想，更准确全面的概括了诗歌的本质特征。
（2）继承《乐记》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观念以解释诗歌的本质和起源，显示出“以声为用的诗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的传统古久得多。
”（朱自清《诗言志辨》）二、发乎情，止乎礼义——儒家诗学的思想规范“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 变风变雅为怨刺之诗，发乎人性人情，所以刺者，欲回归于礼义之世。
三、教化与讽谏——对诗歌政治功用的强调“《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上以风风下，下以风刺上。
”（《郑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
”）四、主文而谲谏——对诗歌形式特点的要求主文：注重文采，讲究形式。
谲谏：“刺上”的方式应委婉含蓄，不可直露急切。
《郑笺》：“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
谲谏，歌咏依违，不直谏也。
”“主文而谲谏”符合人对批评的接受心理，易为统治者接受。
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诗教——诗的教育宗旨和风格。
《礼记·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
”孔颖达疏：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
《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六、对“六义”的总结1.六诗和六义说《周礼·春官·大师》称“六诗”：“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毛诗序》称“六义”：“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2.关于六诗的解释孔颖达《毛诗正义》将“六诗”分成三体三用：“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 其它说法：六诗皆体。
3.关于风雅颂——以政教美刺说诗。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 风，以某个人的事来表现其所属国家的风尚。
雅，讲整个周王朝王政废兴，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
颂，歌颂盛德而告之神明。
●风雅正变论——开诗史观念。
●质文代变、诗体正变4.关于赋比兴——《诗大序》未作解释几种有代表性的阐释：▲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以为后世法。
（郑玄《周礼》注）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以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南宋胡寅《斐然集》卷十八《致李叔易》引李仲蒙语）●诗重比兴——感物兴情；比兴寄托；兴寄、兴象、兴趣；诗可以兴。
●清·吴乔《围炉诗话》：“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
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
”背景：1.农业文明，天人和谐；2.专制社会，道势矛盾。
第二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太史公自序》：“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一、理论内涵和意义1.揭示了“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以“愤”为创作动力最能产生优秀的文艺作品这一创作的普遍现象和规律。
从心理规律来说，“愤”能激发创作主体的生命意志、心理能量。
从伦理心理来说，“愤”是正义合理的欲求受到客观环境压抑的产物。
有“愤”者是精神生命的强者，“愤”使创作者对人生痛苦和生命真谛有更深刻的体验，对造成“愤”的客观环境有深刻的认识，创作出的作品也更有品位和质量。
从接受心理来说，发愤抒情使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更能引发读者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和共鸣。
2.“发愤著书”说具有与“温柔敦厚”“中和”之美完全不同的美学品格，“发愤”之作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读者更有激励作用和鼓舞力量。
二、理论背景——《魏风·园有桃》：“心之忧兮，我歌且谣。
”《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论语·阳货》：诗“可以怨”屈原《惜诵》：“发愤以抒情”三、“发愤著书”说的影响——韩愈《送孟东野序》：“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又《荆潭唱和诗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人性、自由、现实第三节汉代的屈原论一、西汉刘安、司马迁肯定屈赋，崇尚屈原的人格美。
1.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皦然泥（niè）而不滓(zĭ)。
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见班固《离骚序》引）2.司马迁突出屈原“怨”的精神，全面揭示屈赋的艺术特点和价值。
“离骚者，犹离忧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史记·屈原传》）二、东汉扬雄、班固提出了不同看法。
“（扬雄）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然其文宏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班固《离骚序》）●评价的矛盾：既同情屈原的遭遇，肯定屈赋的“宏博丽雅”；又从现实的、政治的、经典的要求出发，批评屈原的行事与屈赋的风格。
1.在人生准则上，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不能明哲保身。
2.在文学内容上，反对通过作品“怨刺其上”。
3.在文学形式上，认为屈赋的“虚无之语”“非法度之正”，不合儒家温柔敦厚之旨。
三、王逸对屈原的评论王逸是汉代第一个对楚辞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的人，也是秦汉以来楚辞研究的总结者，其《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
1.高度肯定屈原的人格精神“今若屈原，膺忠贞之志，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楚辞章句叙》）2.分析屈原创作动机以及作品功用“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
”（1）“上以讽谏”继承儒家诗学精神。
（2）“下以自慰”即诗人从自己作品中获得精神安慰和满足，是王逸对屈原创作提出的新见解。
“自慰说”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遍现象，开启文学创作“自适”“自娱”的创作动力说和功用说。
3.高度肯定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离骚经序》）王逸尊骚为经，认为《离骚》依经立义，完成了汉代楚辞学依经立义的思想系统，糅合楚骚美学与儒家思想，是汉代楚辞学的集大成。
●王逸与扬、班臧否屈赋都以儒家经义为标准。
区别：重刺与重美，抗浊世与颂汉德。
《楚辞章句》是经学观念的产物。
汉人治经目的在于通经致用，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
章句本是汉人解经的体例，王逸从经学观念出发，以章句解《骚》，也有着强烈的用世目的。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乱政，皇权式微，政治秩序混乱，严重威胁到帝国安危。
国难当头之际，“清流”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激扬士节，挺身而出，与戚宦腐朽势力周旋斗争。
而朝野盛行的明哲保身和全身远害风气，不但使“清流”孤立无援，更助长了戚宦乱政的气焰。
王逸为《楚辞》作章句，意在通过驳斥历来对于屈原的消极批评，批判明哲保身和全身远害观念，再塑屈原形象，张扬儒家积极入世的抗争精神，砥砺士大夫忠正伏节，挽救日益没落的东汉王朝。
《楚辞章句》提倡的屈原精神实质是东汉中后期“清流”士大夫忠君存国，弘道济世精神。
附：《文心雕龙·辨骚》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
第四节王充的文论《论衡》的思想主旨：“真美”“疾虚妄”“务实诚”《论衡·对作篇》：“是故《论衡》之作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
”文化文学背景：谶纬盛行、拟古文风一、尚实：“务实诚”——著文与衡文的原则1.王充弘扬文学的写实精神，反对“言事增其实”、“辞出溢其真”的虚妄之美。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
”（《对作》）“增过其实，皆有事为”——对艺术夸张也依事实之真的标准加以衡量。
“言甚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
增过其实，皆有事为，不妄乱误，以少为多也。
……经艺之增与传语异也。
”（《艺增》）“增”是为了使事物的本质更加突出鲜明，而不是歪曲事实，不能“失其实”“离其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