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看刑事诉讼中保障诉讼人权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汪敏*1998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将无罪推定、不受任意逮捕或拘禁、公正和公开审判，辩护权和法律援助等刑事诉讼权利规定为国际法上的基本人权。

①它是迄今为止最集中全面规定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人权准则的联合国文书。

②《公约》明文规定，缔约国的义务不仅是“尊重”上述各项人权，而且是必须“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因此，缔约国一旦承认《公约》，必须有国内相应的立法和司法制度上的保障，而且要有行动来切实贯彻《公约》的规定。

并且，《公约》创设了人权事务委员会，接受缔约国关于执行《公约》情况的报告并监督有关补救措施的适用。

③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律师会见在押人员难、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对在押人员超期羁押屡见不鲜，它们都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不利于充分保护他们的人权。

我们应当以司法改革为契机，以《公约》的要求为准则，结合我国国情不断完善刑事司法制度，确保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一、关于律师会见被告人的问题（一）联合国文书及我国法律关于被羁押人与律师会见的权利的规定审判前被羁押人与律师会见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基本的诉讼权利。

通过会见，律师可以从被羁押人那里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了解被羁押人是否受到追诉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这是律师在诉讼中发挥其辩护职能的基础。

为了确保被羁押人与律师会见的这项权利的落实，联合国出台了不少文件对律师会见被羁押人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

④《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9条规定，羁押中的被告人有权与其律师秘密交谈。

《保护羁押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8条规定，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其法律顾问会见可在执*汪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院长。

①参见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②参见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③参见《公约》第4部分。

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93条，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57年7月31日，第663号决议通过。

法人员视线范围内但在听力范围之外进行。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要求律师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被指控人辩护。

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

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由此可见，在押的被指控者与律师会见是一项重要的权利，各司法机关应当尽可能保障其这项权利的实现，不得设臵任何障碍加以限制，并且不能在会见现场听被指控者与其律师的交谈。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被指控者的诉讼权利的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将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时间大为提前，并规定了被指控者与律师会见的权利，规定在除侦查阶段外的其他任何阶段会见时，拒绝警察或监管人员在场。

具体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案件审查之日起，或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同被指控人会见和通信。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了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中央“六机关”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明确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不需要经过批准。

并且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五类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另外，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上述规定的基本精神，在各自的解释中作出具体的规定内容基本一致。

从上述规定看，我国的法律都肯定了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被指控者，而且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律师会见被指控者都无需司法机关批准。

（二）审判阶段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在押的被指控人享有与其律师会见的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被指控人都是困难重重，限制无数。

其实，在审判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的被告人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限制。

具体表现为：1、限制会见次数。

在审判阶段，律师第一次要求会见在押的被告人一般都不存在什么问题。

但此后律师要求会见被告人常常被视为特殊情况，需要承办法官或审判长批准。

有些法官对律师会见被告人的次数把握得较严，一般控制在3次以内。

2、限制会见的阶段。

在审判阶段，开庭审理之前律师会见被告人虽然在次数上受到法官的限制，但一般经律师再三请求都会作为特例予以批准。

但是在开庭之后，除律师介入案件太晚尚未会见被告人外，①正在开庭审理阶段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几乎不可①此情况多发生在多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家属开始明确说明不为被告人聘请律师，但开庭审理之能实现。

另外，在一审结束已经宣判后、裁判尚未生效之前，律师要求会见在押被告人以便帮助他决定是否上诉的请求一般不会被法官批准，即使予以批准也被视为破例。

限制律师的会见权，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因为，刑事案件的情况复杂多样，如果不断地限制律师的会见权将使律师无法充分了解案情，庭审时律师就无法作出充分的辩护，很容易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也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3、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见过程受到监控。

法律规定在审判阶段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警察或监管人员不得在场。

其立法精神是保证律师与被告人的交谈秘密进行，实现被告人能够与其律师进行真实的交流。

但是，我市有的看守所在会见室安装有监控设备，对被告人与其律师的会谈进行监控，这样就违背了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律师与在押人员会见应“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进行的要求，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因为，只有在保密情况下进行会见，律师才能有效了解有关情况，这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的前提条件，而在监控下的会见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大大削弱了会见权所起的作用。

经过我们的研究分析，我们认为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法官对联合国文书及我国的相关法规规定的精神理解不透。

由于我国对《公约》及联合国相关文书的宣传不够，许多法官对于联合国规定，各司法机关应当尽可能保障在押被指控人会见律师的权利的实现，并不得设臵任何障碍加以限制这一强制性要求并不清楚。

加之有些法官对我国的相关法规缺乏深入的理解，没有认识到法官应律师的请求签发会见通知书的立法精神是法官仅仅有权核实请求者是否确实是被会见人的辩护人，只要满足这一条件，法官就应当无条件的签发会见通知书，保障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第二，法官对律师缺乏信任、担心律师的会见会妨碍庭审的正常进行。

在已经开庭尚未结束审理的过程中，法官一般会拒绝律师申请会见在押被告人的请求。

主要原因是，法官担心律师在会见时，会把证据调查阶段同案其他被告人的陈述或有关证人的证言（这些陈述和证言未到辩论阶段一般不宜让该被告人知晓）告诉给被告人，使得被告人有足够的时间编造完美谎言抗拒审判，给庭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有关监管人员对职权行为的理解不正确。

在实践中，有的看守所在会见场所安装监控设备，监视、监听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会见情况，这种做法是与刑事辩护国际标准中所确立的会见交流秘密性原则相悖。

但是有的监管人员以法律没有规定监管部门对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会见不能进行监控为理由，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并认为这有利于对在押被告人进行管理。

其实，在这里他们没有对职权行为进行正确的理解。

法律上有个基本的原则，凡是国家机关人员的职务行为，特别是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为一定要有法律规定为依据，否则就是非法。

后因种种原因被告人的家属又为其聘请律师临时介入案件，导致开庭审理时该律师尚未会见被告人。

我国立法要求除侦查阶段外，其他诉讼阶段各司法机关都应保障律师与被告人秘密会谈，警察或监管人员不得在场。

这种会见和秘密交流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司法机关对会见谈话进行监控就限制了被告人的这一诉讼权利，然而法律并未明文授权监管机关对此项权利进行限制，所以监管机关对律师与被告人会见进行监控是非法的。

（三）排除审判阶段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的受限制的对策任何对律师与被告人会见进行非法限制和监控的作法都是与联合国规定的会见交流秘密性原则相违背的，也是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相悖的，它严重地限制了在押被告人的诉讼人权，也限制了律师的基本诉讼权利，有违程序公正及保障人权的要求。

我们必须以《公约》的规定和精神为准则，更新观念、积极主动地排除各种限制被告人与其律师会见的做法，树立司法公正的良好形象。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纠正意见：1、大力宣传联合国有关文书。

鉴于我国对联合国有关文书的宣传力度不够，人们对辩护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的权利不甚了解，我们应当对司法工作人员大力宣传联合国的相关文书，让他们深刻领会其精神。

同时，也应组织司法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深刻把握其立法原意。

这样可以使司法工作人员更新观念，正确履行职责。

2、建立相关规则约束司法人员的非理性行为。

在加强组织司法人员学习、更新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制定相关规则，对非法或无理约束被告人与其律师会见权的行为加以约束，确保该项权利的落实。

例如，我们可以制定签发会见通知书的具体规则以约束法官的随意性，并对明知故犯的人员予以制裁。

3、监管部门应采取合理的举措，确保被告人与辩护人会见交谈的秘密性。

监管部门应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实现对被告人与辩护人的会见进行只见其人不闻其声的监控办法，在对被告人进行科学的管理的同时不影响其会见权的实现。

这样就符合联合国文书所规定的“会见应当在保密情况下进行”①的要求。

二、关于刑讯逼供的问题（一）联合国文书及我国法律关于禁止刑讯的规定审前被羁押的人员，特别是侦查阶段被羁押的人员，其基本人权很容易受到侵害。

司法实践表明，多数刑讯逼供都是发生在被羁押的最初阶段。

保护被羁押人的基本人权，防止刑讯逼供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

联合国文书强调了绝对禁止任何个人进行刑讯和其他残酷不人道的待遇或惩罚的规定。

②其中《公约》第7条，《保护羁押或监禁人的原则》第6条及其他相关文书中都对此有所规定。

联合国《反对刑讯宣言》第6条①参见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