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文章阐释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念的含义,并基于重树的人权保障理念,从人权保障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的立法宗旨和程序设计、证据展示制度、保障律师享有单独会见权和侦控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的在场权等方面阐明了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制。

标签：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法定;程序意义[随着媒体将诸如故意杀人案、抢劫案等冤假错案公诸于世,国人在惊诧之余将满腔怒火喷向了人民法院。

到底谁对谁错,探究其深层原因,就是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树立理性的人权保障理念。

对此,笔者就我国刑事诉讼中应树立何种人权保障理念以及根据重树的理念如何完善人权保障机制略抒己见。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念本意探源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权禁区”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突破,人权研究开始成为法学界的热门话题。

近代人权观念根植于“人为了作为人而自下而上所不可缺欠的权利”这一思想体系。

一般来说,人权仅指人类作为人当然拥有的权利,即人生而具有不可侵夺不可转让的权利。

而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工具和手段,它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在于为公民个人正当权利提供保护。

因此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受于法律控制,不得滥用,以防公民人权非法受侵。

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理念最早出现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时代,即“凡是剥夺某种个人利益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的权利”。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原则成为各国法律中保障人权的根本原则,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文件,确定了上述基本原则。

从联合国大会19 48年通过并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颁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1957年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84年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1984年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1988年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等国际文件可以看出,除极少数涉及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外,绝大多数是被控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标准。

在刑事诉讼进程中,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措施的采用,构成了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巨大威胁;而被告人一旦被判决有罪,将面临着被剥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严重后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理念应当是指保障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作为人而自下而上所不可缺欠的诉讼权利。

它既不应当包含惩罚犯罪和保障全社会人权的含义,也不应当包含受害人、证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权的含义。

我们不能因为联合国所制定的上述一系列国际性文件极少数涉及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就认为它被包含在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之中了,因为这些实际上属于普遍意义上的人权保障。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机制完善在较长时期内,人权这一概念不仅不被重视,反而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和“自由化” 的口号来批判。

镇压反革命和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一直被当作首要任务来抓,特别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犯罪。

在“人治主政”的年代,刑事诉讼的程序根本不被重视。

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直到1979年才产生,1980年才施行。

1996年修改后,因为以人权国情论和以犯罪控制为主、人权保障为辅论等为理论基础,依然未能改变这种状况。

所有的程序设计和程序保障都只有一种基本的工具性价值,保障权利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1〕由于刑事诉讼程序、律师辩护制度、证据规则等方面均存在忽视对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缺陷,加上司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疑罪从重”、“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拖”等习惯势力根深蒂固,涉讼公民的人权极易受侵。

而我国现行宪法制定于1982年。

1988年、1993年、1999年三次修宪法均未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

只有在十五大、十六大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后, 2004年的第四次修宪上第一次引入“人权”这一概念。

宪法的修定必然要求刑法作相应修改。

因此,在修改后的刑法中重树人权保障理念非常必要。

基于保障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作为人而自下而上所不可缺欠的诉讼权利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人权保障机制。

(一)确立人权保障法定原则并作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即“无法无罪,无法不罚”或“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能够保障惩罚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同时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切实保护。

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法定是在程序意义上使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含义。

它是从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过程来看待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中人为了作为人而自下而上所不可缺欠的诉讼权利的明确化、规格化、法定化,并将明确化、规格化、法定化的诉讼权利程序化,并依靠该程序的法定化、正当化来实现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是在与惩罚犯罪相对立的概念上使用人权保障,因而也就是在与罪刑法定相对立的概念上使用人权保障。

(二)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指“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

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2〕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原则,是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在刑事诉讼中最集中的体现。

在无罪推定思想由理论上升为法律原则之后,人们将其概括为四项基本规则:一是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二是证明犯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是由警察和检察机关承担;三是罪疑从无,证明有罪的证据必须达到法院确信有罪,否则不能使“任何人”成为罪犯;四是被告人有沉默权,不能强迫其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

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为了从预防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立法上应当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被追诉人在法院最后宣判前无罪的法律地位,从而更好的保障人权。

(三)重构刑事诉讼的立法宗旨和程序设计現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将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的价值,置于刑事诉讼制度的首位。

而且明确提出对于犯罪控制的追求必须服从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原则上人权保障应当优先于犯罪控制。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调整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主从关系,将后者作为前者不容忽视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宗旨平衡论的结果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无所事从;在程序设计上抛弃重实体轻程序的模式,确立法律正当程序的模式。

(四)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律师自行调查、收集证据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为辩方的律师和作为控方的公诉人因职责不同。

尽管在庭审中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法院调取对其辩护有利的证据材料,但决定权在法院,而法律并未规定法院要求查阅的而检察机关是否有权拒绝。

检察机关一旦拒绝,法院便无计可施。

所以,控方质证前已掌握案件全部材料,如果辩方也全面了解案情,当庭质证就具有全面性,有利于审判人员审证、认证并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

对此,应当采取证据展示,即规定辩方和公诉方有权要求对方展示其所有收集到的资料,否则法院有权强令其展示,并对突袭证据不予采纳。

(五)保障律师享有单独会见权和侦控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的在场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诸多限制,对侦控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的在场权也没有规定。

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会见,应“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在侦控方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有权在场,可以防止侦控方用不正当的语言和行为引诱、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从而获得虚假证据;律师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维护自身权益的律师,就有关不法行为、犯罪行为等作真实自愿的陈述,以便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

而现代世界法治化国家和地区都承认侦控人员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和律师单独会见被告人的权利,对此我国应予以借鉴。

(六)建立和健全证人、鉴定人、受害人出庭作证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形下,证人、鉴定人、受害人必须出庭作证,导致庭审时绝大部分案件的证人、受害人、鉴定人都不出庭,控方只是宣读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及鉴定结论。

如果辩方对上述陈述及鉴定结论提出质疑时,因证人、受害人及鉴定人不到庭而无法接受质证,控方不能够也不可能代替质证。

最终法庭则以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时程序的合法性为由而认定控方出示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及受害人陈述的可靠性,由此给被告人定罪判刑,辩护方实际上丧失了质证权,对被告人也如此。

所以,要以法律形式强化出庭作证的义务,规定何种情况下证人、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不作证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同时还要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给予必要的补偿。

特别是被告不认罪,对证据存在分歧的案件,庭审时必须传唤主要的证人出庭。

如果证人不出庭,控方只宣读证词不能认为已经过质证,也不能当作定案的依据。

只有这样,使控、辩双方的举证对案件事实有较强的证明力,减轻法官审证、认证的盲目性,从而使审判更加公正,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三、结语“徒法不足以自行”,我们不仅要从立法层面上重树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理念, 重构人权保障机制,而且还要从司法层面重树公安、司法人员的司法理念,改革現行司法体制中与上诉理念不相适应的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参考文献]〔1〕陆锦碧.评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若干新论〔J〕.法学,2004(1):29.〔2〕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