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论基础及实践内容提要：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首先从人权的基本概念及其在宪法与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分析了刑诉人权保障的宪政基础。

其次，对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保护进行阐述并得出了在两者冲突状况下被告人人权优于被害人人权的结论。

关键词：人权宪法刑事诉讼保障人权一、人权、宪法、刑事诉讼人权乃是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最基本，最普遍的权利，它由人类共享，而不管人类成员在国籍、阶级、种族、性别、信仰、身份、财富、地位方面有何差异。

人权是人格尊严和人存在价值的充分体现，没享有人权的人的存在是无任何意义的。

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许多学者（特别是英美国家的学者）都把人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来对人权作出界定，英国《牛津法律大词典》对“人权”下的概念是：“人权，或称人的基本权利、自由，要求维护或有时要求阐明那些应在法律上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以便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它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和最自由的发展。

作为权利，它们被认为是生来就有的个人理性、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实在法授予，也不能被实在法所剥夺和取消。

”美国法学家L.亨金则认为：“人权就是同一时代的人所认可的自由、豁免和利益等价值，每个人都能在其生活的社会中作为权利去主张或请求。

”[1]虽然两种观点对人权具体含义的界定稍微不同，但从抽象意义上讲他们都认为人权是每个人生而享有的、普遍的、无条件的和不可剥夺的，不能因为时空条件的变化取消和授予，是任何地方任何人毫无例外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笔者认为人权是人依照其自然属性和社会主体地位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人所固有的、不可剥夺、不能转让的一种权利。

它的核心思想应该也应当是自由和平等。

“自由”是指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每个人都渴望自由，个人自由的实现人类才能全面解放、全面发展，自由是人类追求最高价值目标，而法律自由是指一定社会中人们受到法律保障或得到法律认可的，按照自己意志进行活动的人的权利。

[2]自由是法律的目的，法律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法律保障自由能使自由权利规范化、明确化，“为了自由，我们才成为法律的奴仆。

”而平等可以简单归纳为“人与人的对等对待的社会关系”，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一切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性的权利是平等思想的充分体现。

一方面，人权的核心思想是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人权的存在形态有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自然权利是指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即应有权利；法律权利是指从法律上对个人的基本权利进行规定；而实有权利是指一个人实际享有的权利。

笔者认为，人权充分实现过程应该是由自然权利过渡到法律权利，法律权利再过渡到实有权利的过程，但是，人权要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必须也应当从法律上对权利进行明确规定，从法律上对人权问题进行保障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

最先喊出“保障人权”口号的是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以保障人权为旗帜，为推翻封建专制而猛烈抨击封建刑事诉讼体制不尊重和践踏人权。

在资产阶级建立政治国家以后在巩固和确认革命成果时，保障人权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并成为了这些法律的支柱。

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的人权法案（The Bill of Human Rights），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宪法以及中国宪法都对人权和人权保障问题作出了比较完善的规定。

但是这一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实施性，因而需要一部具体完备的法律来对宪法关于人权的规定在实践中进行全面、有效的运作。

以宪法为基础刑事诉讼法便应运而生了。

刑事诉讼法可以称之为“宪法适用法”（Applied Constitutional Law）宪法中大量的条款在刑事诉讼法都有明确的体现。

宪法是规定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根本法，而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司法权和公民个人的权利却发生了直接对话。

刑事诉讼事关公民的生命、自由、平等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赖以存在的基础。

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刑事诉讼。

刑事诉讼是检验宪法对国家专断权是否有限制以及限制是否有效的试金石。

毫不奇怪，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调和过程，也就是人权理念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刑事诉讼中的诸多问题要在宪法中进行规定的根本原因。

”[3]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问题具体论述1、从刑事诉讼目的看待人权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了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刑诉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国家法律正确实施，实现法治，维护宪法制度及其所确立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秩序；刑诉法具体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应该是并重和兼顾的。

惩罚犯罪是我国刑诉中传统的诉讼目的，而保障人权是由于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保障人权思潮的兴起而日益得到关注。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如何，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完善程度的表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主、进步与文明的程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人的基本权利保障长期受到了忽视、践踏，家庭伦理身份和为了达成社会的和谐性，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人所享有的权利不敢提出主张。

例如，在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下，为了保障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控制犯罪，严惩犯罪人成为国家机关主要任务，刑讯逼供的泛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在纠问者面前被纠问者只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肉垛，毫无权利可言。

人活着的尊严和起码的人格在握有生杀予夺的国家机关面前被任意践踏、抛弃。

国家权力的任意滥用最终导致是个人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个人最基本权利被剥夺。

回到现在，传统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某些连续性但它受到现代文明思想的强烈冲击，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倡导人性自由，以个人为中心的本位主义思想影响，国际范围内人权问题不断得到研究和人权保障运动蓬勃兴起、融合，使传统中国不得不认真看待人权问题。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在《认真地看待权利》那部传世名作中就警醒人们：“不能认真的看待权利就不能认真的看待法律：要认真的看待法律，就必须认真的看待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个目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

一方面，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的需要，惩罚犯罪是为了更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保障人权也是为了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效惩罚应受惩罚的人。

保障人权这一具体目的有三层含义：一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保护有罪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及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二是保护自诉人、被害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三是保护一般公民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主体从狭义上讲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而证人、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虽然在诉讼活动中对认定案件事实起了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是启动诉讼程序，推动诉讼进程，对诉讼活动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因此，在本文中刑事诉讼人权保护主体采用狭义的范围。

刑事诉讼是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发生了直接对抗，只有在刑事诉讼中明确规定保障人权这一目的才能有效防止国家权力的侵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了两部刑事诉讼法，79年旧刑诉法和96年新刑诉法，96年刑诉法是对79年刑诉法的一次重大修改，在保障人权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79年刑诉法植根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奉行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稳定，严厉惩罚犯罪的犯罪控制观，采取职权主义模式，公安司法机关有相当大的权力去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在国家机关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显得如此势单力薄，最终，被告人被沦为诉讼客体而不能成为与国家机关相抗衡的平等诉讼主体，由于被告人诉讼地位的丧失，诉讼权利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充分的保障，被告人主张诉讼权利的自由被限制和剥夺，要求平等的良好愿望也得不到尊重。

相较于79年刑诉法，96年刑诉法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价值取向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转折与突破，对人权保障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采取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完善了刑事强制措施，加强了对涉诉公民包括被害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改革了庭审方式，加强了检察监督，这些改革都是围绕人权保护，促进司法公正展开的。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对公民的荣誉、财富、生命与自由越重视，诉讼程序也就越多。

”[4] 96年刑诉法从立法和司法上适应国际人权潮流发展趋势，制定和修改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规定。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新刑诉法改变了原刑诉法关于在审判阶段开庭七天前介入诉讼的做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了解指控罪名，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并提供法律所允许的法律帮助。

而且，新刑诉法还扩大能够得到律师法律援助的指定辩护范围；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律师能够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能够更有效的保障和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免受侦查机关滥用职权的侵犯，防止对犯罪嫌疑人不人道的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使国家权力得到一定程度遏制，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2）加强庭审中控辩式的审判方式。

被告人诉讼地位得到提高，强化了与控方进行平等对抗的诉讼权利，可以在法庭允许范围内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受其它因素的限制，个人自由主义得到了承认和尊重。

例如，在庭前审查阶段，检察机关由全案移送形式变为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证据目录，法官的庭前审查由过去的事实审变为主要限于程序性审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官形成“先入为主”的看法，保持中立态度，为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而且，新刑诉法改变为过去职权模式下的法官操纵庭审的纠问式审理方式，进一步划清控、审职能界限，吸收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合理内容，在法庭上提高辩方权利，加强控辩双方对抗因素，推进诉讼的进行，法官居中裁判，消极听讼。

这种变化使我国的刑诉结构更为科学、合理，更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

（3）规范了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执行和侦查行为的实施，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进一步提高和保障了他们的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