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企业家退休：企业家与资本家关系的视角最近一些企业家，特别是马云和史玉柱退休的消息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人说他们的退休是完成了从企业家到资本家的蜕变，企业家角色的转变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成为了人们关心的问题。
下面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阐述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关系，包括指出两者难区分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转换关系；第二个部分是理论的应用，本文将以对“经济增长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和“政府投资问题”为例，说明有关企业家和资本家关系的探讨为我们理解经济现象提供新的视角。
企业家与资本家难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概念，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却难以找到他们的位置。
究其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生产函数理论为基础的，资本家被资本这一要素替代，而企业家不进入要素，事实上已经被抽象掉了，因为主流经济学设想市场会自动地配置资本等要素，这样，也就不需要企业家了。
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的行为完全是由给定的外部约束条件控制，而并不是企业家在那里决定厂商的行为。
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忽视了企业家和资本家，因此，因此也就更谈不上对两者关系的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中，是有资本家的概念，但也是把资本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来对待，只是资本的化身而已，相比较于资本家而言，企业家在经典的古典经济学著作中更是难觅踪影，无论是在斯密、李嘉图，或是在穆勒的作品中，都几乎找不到他们对企业家的论述，这对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要认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关系，就必须把他们还原为真实的“人”，而不像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那样，用生产要素或市场机制取而代之。
人的行为都是改善他自己的现状，换句话说是减少痛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需要一个“计划”，而且还需要实现这一计划的“资源”，这里的“资源”的价值就是通常说的“资本”，注意，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因计划而存在，离开计划，资本就不是资本，比如人们通常拿厂房、设备作为资本的例子，但是如果离开使用它们的人的计划，它们只是“物”，而不是资本，所以，资本是被人用来实现某个目的的，这样，劳动也可以归为资本的范畴，这意味着不必把劳动和资本分开来，并且任何物品或服务，包括人们常说的消费品，只要它们进入到个体的计划之中都可以成为资本品。
有他自己行动计划的个体，我们称之为广义的“企业家”。
企业家实现计划所使用的资本，所有权可以是他自己的，也可以是别人的，如他通过债权或股权的方式获得的。
如是前者，那么资本家和企业家是同一个人，即他既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也扮演了资本家的角色，如是后者，他在理论上就被称为“纯企业家”，而那些给他资本，给他投资的人是“资本家”，但是，那些给他投资的人不仅仅是资本家，而且也是企业家，首先是因为他们也有计划，他们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实现自己的计划，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选择投资“谁”，以实现他们的计划，这需要警觉利润机会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是典型的企业家的行动。
广义的资本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根据市场的信号支配资本的人，另一类是纯粹的资本要素的拥有者，后者自己不参与资本的具体运作，而是把资本交给他人去支配，这类人主要是“储户”或债权人。
在已经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的今天，第一类资本家运作的资本，往往是他人的资本，但同时也可能运作他们自己的资本，比如在股份制企业中，主要的资本品可能是股东投资形成的，或借贷形成的，但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者也持有股份，这样，不仅外部的投资者是资本家，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者也是资本家，当然，狭义的资本家是指掌控企业主要资本的人。
虽然广义的企业家概念几乎包括每个理性的行动人，但狭义的企业家，是那个对企业资本的使用方向，即企业的发展方向有决策权的人，或者说起主要作用的人。
这个人，如上所述，一般来说也是拥有资本的，也很有可能是企业的主要股东，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狭义的资本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他接受的是风险投资或借贷资金，那么他不是资本家，而是纯粹的企业家，这是对资本拥有最终自配权的不是他，而是狭义的资本家。
这样，我们发现其实有两个层面的企业家，一个是企业内部的企业家（也往往是资本家），他们决定如何将资本转化为资本品，利用这些资本品生产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以获得利润；二是企业之外的企业家（即股东或债权人），他们不直接和资本品打交道，而是和资本打交道，他们的行为决定市场中资本的流向，以及资本的价格。
前者可以称为“企业中的企业家”，比如乔布斯，后者可称为“市场中的企业家”，比如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家。
和企业中的企业家一样，市场中的企业家也需要判断市场，即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市场中的企业家借助于资本市场，对企业中的企业家进行约束和监督，并对其行动进行检验。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和企业家都带有“群体性”的特征。
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获得，单个资本家的角色在淡化，资本家的角色其实已经不是由固定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承担，而是人数不定的投资者，而企业的管理层和主要股东在企业的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他们集体地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
如上所述，在现实中，资本家和企业家是不可分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企业家和资本家更多的是一种功能，而非某种类型的人。
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不可分性，体现在他们的功能的发挥，都需要利用某种“结合”。
各种资本（包括劳动），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价值，孤立的资本不具有生产力，资本不像商品，通过交换就可完成其价值的实现，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如何实现资本最大效率的结合，以实现资本的价值，“企业”就是企业家实现资本结合的组织形式，换句话说，企业家是通过建立企业这种类型的组织，实现资本的结合的。
资本的另外一种结合形式是“市场”，这是一种非组织化的、无形的结合。
资本的结合特征表明资本以“结构”的形式存在：首先是企业内的结构，然后是市场的结构。
企业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资本的结合，也就决定了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有效使用。
从微观上讲，企业家（“企业中的企业家”）的计划如能得到资本家（“市场中的企业家”）的支持，比如企业家和资本家对市场有共同的判断，或是资本家认同企业家的判断，那么这种结合就比较顺利，如反之，则两者就难结合，或迟早会破裂，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家化大股东平安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文耀之间的冲突。
良好的企业治理能够减少这种冲突产生的损失。
企业家与资本家的转换最近马云和史玉柱退休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认为他们是从企业家向资本家转变，而转变之后，他们是否就不再是企业家了呢？不是，他们还是企业家，甚至可以说“更加企业家”了。
我们知道，日常的经营管理一般是由CEO负责的，CEO理论上不是企业家，是执行企业家发布的命令的，马云从CEO的职位上退下来，专职董事局主席，其实是朝着更高阶段的企业家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同时我们又说他是“资本家”，其理由在于，一方面他自己已经拥亿万身家的资本，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这时的主要职责是运营公司的“资本”，更像是运营资本的企业家。
运营资本的企业家，比如巴菲特、柳传志和退休后的马云，他们的行动决定资本的价格（从而也决定了企业的价格），并为企业确立了指引它们投资的方向，所以是更为关键的。
企业家往往都经历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初创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过程，这个过程几乎是大多数企业家都走过的道路，对个体来说，完成这个转变相当于他已经“成功”，他的使命可以结束，但是对于社会来说，这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不断地会有新的“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冒出来，他们通过创业和企业的运营，积累资本，实现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转变。
在这个企业家积累资本的过程中，社会的财富也不断地积累。
一个有更多资本积累的社会，也是更有可能使“初创企业家”大量涌现的社会，两者呈正比例关系。
这是因为资本的支持是初创企业家开展企业家活动的前提，而资本也总是会去寻找能使它增值的那些初创企业家，一个社会资本数量越大，对初创企业家失败的容忍就越大。
另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资本积累越多，说明这个社会中有更多的像马云这样“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而这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凭借其才能与经验，更有能力去发现和支持那些有企业家才能但还没有资本的人。
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实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阿里巴巴当初是由软银、富达基金等多家公司投资的，这些基金公司对阿里巴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阿里巴巴成为世界级公司之后，它开始入股华谊、新浪微博和高德地图等等公司，虽然后者在阿里巴巴投资的时候已经不能算是初创企业。
因此，资本家都是从企业家演变而来，有企业家才会有资本家；企业家变为资本家后，并未丧失企业家的角色，而是更像企业家了。
一位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会不得不参与企业的具体管理，努力把企业做大，但理论上管理不是企业家的职责，他是不得不为之。
相反，有了大量资本之后的企业家可以不介入管理，而是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发现”、“判断”和“决断”这些真正属于企业职责范畴的行动中去。
所以，企业家变成资本家，不是退休。
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企业家退休，企业家完全退出江湖，金盆洗手的情况极为少见，可以说“当企业家”是个永不退休的“职业”，如巴菲特和李嘉诚都已经高龄，但都未退休。
理解经济增长的新角度上面的分析为理解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增长取决于这样一种正反馈机制的实现：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初创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再到（另外一批）“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但又不断提升的过程。
简而言之，经济增长就是不断地将“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变成“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过程。
如这一转换过程能够继续，那么一个社会的增长动力不会枯竭，相反，如这一过程停止，则增长停滞。
这种转换关系的停止，一般来说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一是制度不允许私人积累资本（即在某个领域发挥才能），也即没有企业家行动的自由；二是人口老龄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时，原先积累的丰裕资本将找不到初创企业家。
对中国来说，如我们进一步开放对私人资本的限制，那么，在今后较为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理由对中国的经济保持乐观，这是因为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还较多），和已经积累的大量资本（也意味着达到更高阶段的企业家人数较多）。
经济增长往往被认为是产出的增加，但这只是一个结果，从更为深层次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的高级化，用门格尔的话说，是出现更多的“高级财货”，用庞巴维克的话说，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
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上述转换过程的结果，因此也是自发出现的。
在现实中，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往往会受到干扰，这主要因为政府代替了企业家，在本该由企业家去发挥才能的领域，企业家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被政府的行动取代，但政府能否代替企业家呢？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政府官员不具有企业家那种创新的能力以及发现机会的能力，企业家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在市场中存活和赢利，而政府官员却不需要，他们更关心的是完成上级的任务，还有，政府不具有企业家那样的机会成本意识，政府和企业家的这种区别，意味着“政府”和“资本”之间的某种对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