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学术交流Jul．，2011总第208期第7期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208No．7·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收稿日期］2011－05－18［作者简介］刘昭（1974－），女，黑龙江大庆人，讲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论韩东的写作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刘昭1，迟明珠2（1．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大庆163712；2．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人文社科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9）［摘要］韩东是一位接受过系统哲学教育的当代诗人，他的写作观念透射出强烈的哲学思辨意识，其核心是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怀疑与反叛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紧密相连。
他的创作口号“诗到语言为止”是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他在写作过程中所坚守的“民间立场”达到了存在论中的“解蔽”状态，而他对“写作与真理的关系”的理解则与海氏对艺术品做出的“真理的容器”判断如出一辙。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解读韩东诗歌文本的方法论之一。
［关键词］韩东；海德格尔；写作观；语言；解蔽状态［中图分类号］I206.7；B516.5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1）07－0183－04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作家中，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的只有韩东一人，这样的教育背景对于他的创作观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而面对东、西方众多哲学流派，笔者注意到韩东与存在主义哲学关系密切，纵观他从诗歌到小说的整个写作观念，包括语言、结构、思想等在内的多个层面都与存在主义有着密切联系。
存在主义是横跨西方现、当代的一个极具活力的哲学流派。
一般认为，叔本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是该流派的先驱。
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雅斯贝尔斯以及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以及作家加缪、卡夫卡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上述哲学家均以关注人的存在本质为主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彼此之间的哲学主张并非一脉相承，由于每个人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与自身立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的不同，导致对存在的理解旨趣各异。
因此，本文主要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体系为主要依据来探讨韩东写作观中的存在主义意识。
一、“诗到语言为止”与“语言是存在的家”新时期之初，由北岛、顾城、舒婷等组成的“朦胧派”成为文坛上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应该说朦胧诗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代前27年的诗歌创作，作品表现的“人的觉醒”，赞美人的崇高与伟大，张扬人性、人的价值，追求人的个性及人与人平等等思想倾向具有不可否认的先进性。
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先进性”的理论依据源于五四启蒙意识，或者进一步说，是对形而上学哲学框架内人的“主体性”的展示与张扬。
诸如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决不像攀援的冰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这里所表达的是追求人的独立性和人人（男女）平等的思想便是上述主体性的文学表达。
韩东在大学未毕业之前便开始写诗，与其他“第三代”诗人一样，他的早期创作也曾经对当时已经被经典化了的“朦胧诗”进行过借鉴与效仿。
如1981年初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年文学杂志《青春》上的组诗《昂起不屈的头》中的《山》，便有这样极具“朦胧”意味的诗句：“压过来的是整个天空/我昂起不屈的头/即使大地从脚下滑走/我也要举起挑战的手/闪电的鞭子把我抽成网/对着陌生的宇宙/我还是要发出雷的怒吼：/决不跪下。
”显然，这种悲剧式英雄主义的感情释放，并未脱离“朦胧诗”的窠臼，甚至我们可以在这里清晰地辨认出北岛对他的影响。
但从1982年发表《山民》开始，韩东诗风骤变，口语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与对生存本身的思辨内涵成为他与“朦胧诗”决裂的主要标志。
《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等诗作拒绝象征、隐喻，所“达到的语词的具体、朴素、清晰”，确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1］。
在此之后，他高调提出创作口号———“诗到语言为止”，为其诗歌的创作风格进行了明确定位。
那么，何谓“诗到语言为止”，这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有何关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对于语言的看重是韩东写作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联系的基本纽带，其中的联系又是微妙而紧密的。
韩东对“诗到语言为止”的观点曾经做出解释：“我反对概念的演绎，即图解。
这是大量诗歌过分文学化的症结所在。
由于文学活动是早已有之的，语言意义的积累、固执、硬化（即文学化）在所难免。
它的好处是给人们阅读（不仅是文学作品，也指对世界的认识）提供了方便，它的坏处是使语言逐渐丧失生机，运转不灵。
重复即意味着磨损。
如果语言的运动可以比作一个器官，过度运用必然导致功能的减退，特别是某一部位某一方向的反复多次，老化是不足为奇的。
语言的敏感性，可塑性在大量的文学活动中丧失了。
”［2］这段话为我们指出，以往的诗歌语言并不是纯净的，而是沾染了“文学化”的污浊，导致其丧失了应有的活力。
而对于“文学化”的理解，应当从文化传统角度入手。
比如面对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黑夜”喻指“黑暗”，与“光明”相对，其文化含义不言自明。
诗中的“黑夜”一词很容易被读者理解为恶劣的现实环境（事实上这也是顾城所希望的）。
一个中性的名词，由于人们受传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思维惯性却无意间为其赋予了褒义或贬义色彩，这种情况是生活中司空见惯并不为怪的。
但韩东恰恰指出了这一不正常现象，指出这是“语言逐渐丧失生机”的表现，诗被诗以外的东西控制着，反倒脱离了它的本质———语言。
因此他在写作中拒绝使用具有象征、隐喻意味的意象，而追求词语本身的具体、朴素与清新。
这一做法的结果是，语言从此脱离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束缚，达到一种自在、自足的状态。
韩东所警惕的“文学性”对语言的侵蚀，事实上是警惕形而上学框架内“主体性”对客观事物的扭曲，亦即警惕人的这种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体，依照自己的尺度对事物属性进行一厢情愿的指认的观念。
如上述《黑眼睛》，因为人具有昼行夜伏的特性，所以便格外的崇拜白昼，而作为“白昼”一词的对立面存在的“黑夜”，则理所应当地被赋予了贬义。
作为一位诗人，韩东对形而上学持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态度构成了他写作观的核心部分。
而作为哲学家，海德格尔则将统摄西方思想两千余年的形而上学作为批判的主要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一举完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氏通过对“存在”与“存在者”的辨认指出了形而上学哲学本体论的偏颇，而这个对词语本源意义的追问过程实际上是对语言自身的清理过程，正如他所坚持的“将语言带回它自身的界限之中”的过程［3］377。
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语言并不仅是“解构”形而上学的武器，还是建构存在论的基石。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并进一步认为“人不仅是一种在其他才能之外还有语言的生物。
毋宁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于其中生存着，同时人看护着存在的真理而又属于存在的真理。
”［3］1122海德格尔所要表达的，首先，对人来讲语言是居所而非工具，它建立了人类的意义空间，所以人要对其予以充分重视。
其次，既然语言存放着存在的真理，那么作为“属于存在的真理”的人，也就从属于语言。
可见，海德格尔所要表达的是：不是语言归属于人，而是人归属于语言，或者说是语言支配着人的生活方式。
说到底，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与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二者的理论基础都源于对形而上学的反思。
韩东从诗学领域清除了“主体性”意识对诗歌文本的影响，强调把诗歌还给语言，为写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
而海德格尔则从人存在的本质入手指出语言之于人的真正意义，认为人从属于语言，而语言才是人真正的家。
表面看来海德格尔的认识更为本质化，但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比如韩东———的生命便从属于诗，也就是说，等同于诗的语言也是韩东精神层面的“家”。
二、民间立场与“解蔽状态”发表于上世纪末的《论民间》，可以看做是韩东对自己写作立场的定位。
这篇论文面世以后，虽然因为其鲜明的观点与浓重的反叛意味被其他诗人和学界所广泛关注，但结果却并未逃脱被误读的厄运。
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韩东的“民间立场”事实上是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相对立的“平民立场”，进而认为：“韩东是民间写作立场的坚守者……韩东以民间写作立场同占据文化中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相抗衡”［4］。
另一种观点认为，将韩东的“民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纯粹空间来看待，同时认为韩东的“民间”“实际上是一种空间或群体认同的寻求，一种个人在与他/她周围的其他人发生关联时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不可能是独立自生。
”［5］但事实上这些并非是韩东真正所要表达的。
重新审视《论民间》，不难发现，韩东将当时文学格局解释为“三元间的对峙”，认为：“有人在官方的文学体制中获益，有人市场看好，发了大财，有人受到西方汉学界的重视、好评。
所谓的多元也许仅仅只是三元。
”［6］而这种格局的致命问题之所在，正如韩东所说，这“三元之间的竞争说到底不过是力量的对比或权力间的抗衡，是意识形态的新格局，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与文学的创造性本质无关。
”［6］韩东的意图是要独立于以上三元之外，以一种“独立意识和创造精神”进行写作，面对权力争夺与物质诱惑，采取“在其隐身之处‘不思进取’”的态度对待写作行为［6］。
显然，《论民间》中的“民间”既不是面向人民群众的“平民立场”，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空间（类似舞台）结构，这是韩东面对文学与社会非正常关系形势下，采取的写作策略。
这一策略在文章中被他概括为“一，放弃权力的场所，未明与暗哑之地。
二，独立精神的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崇尚的是天才、坚定的人格和敏感的心灵。
三，为维护文学和艺术的生存，为其表达和写作的权利（非权力）所做的必要的不屈的斗争”［6］。
简而言之，韩东想要达到的是一种消除一切外在影响、面向写作自身的精神创造状态。
为什么要面向写作自身呢？在韩东看来，作为精神生产的写作活动在当今已经被物质所异化了，写作的目的不是创造甚至表达，而是谋求权力与物质利益的手段。
说穿了，韩东将文坛上整个既得利益群体统统看成是舞剑的项庄，各个居心叵测而目的绝非文学本身。
那么如何面向写作自身呢？在这个问题上韩东提出：“从这暄嚣的表面隐退”［6］。
所谓的“退隐”，便是从世俗的文学体制、价值观念乃至思维形态中抽出身来，返回到写作活动自身。
韩东这种观念暗合了海德格尔“解蔽”这一哲学理念。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与“解蔽”同义，“存在”是显现，而“解蔽”是显现的一种手段与方式。
因此，解蔽包含清除一切掩盖之物，重新展现“存在”原始的本真状态的含义。
举个例子，就像当年卞和两次都献不上去的璞玉，只有经过人工剖雕（解蔽），才能显出“和氏璧”的惊艳面目。
韩东所说的“从这暄嚣的表面隐退”，换一个说法便是在写作活动中对“喧嚣的表面”进行剥离，让写作回到写作的本真状态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