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内修理论及价值强昱晚唐五代走向成熟的道教内丹学，是对前代胎息内修成果的继承发展。
而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的相关论述，成为我们探索内丹学成长过程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素材。
对不同于金丹大药问题的胎息内修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葛洪的历史贡献。
一、思想主题与相关规定追求智慧明觉生命永存，建立公正合理有序的社会，是道教的终极向往。
而通过哪些方式手段或具体途径实现人生，历来看法有殊。
金丹大药较之其他具有更大的价值，这在《抱朴子内篇》中有充分的表述，无庸置疑。
但葛洪并未因此完全排斥胎息内修的作用，一方面客观地记录了当时已初具规模的内修学说，另一方面肯定其在人生自觉过程中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就需要我们从具体的修持步骤以及理论意义两方面，予以认真的阐释。
葛洪首先指出“人能知一，万事毕”。
一的重要性在于“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
［１］道派生于一而贯穿于天地人的所有存在者之中，通过客观存在的人伦物类展示其绝对价值，因此为“三一”的多样性统一的整体，决定着事物的生死存亡运动变化。
并引老子“天得一以清”章进行了说明，而且认为不具有个体事物的规定性，但其实在性表现为“存之则在，忽之则亡”。
需要我们以生命的自觉，见证其“保之则遐祚罔极，失之则命凋气穷”的伟大力量。
而老子的“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的论述，就是对“一”的揭示。
“以象天地人”之“象”非指形象，是使天地人呈现成为现实存在者的意思。
以本体论为依据，对万物的本源与派生关系的宇宙论问题进行了论证。
以为道从来不能外在于“一”的万物生起根源与整体世界孤立存在，始终是运动变化的无限宇宙中的内在功能作用。
而惚恍的变化不定，既强调了“一”不是僵死的东西，又肯定了“一”的能动活动存在着“象”与“物”的具体内容。
但因为是不可见的非感性事物，需要我们通过“知”的认识，以此为终极的精神觉悟的目标，人生的根本使命就在对“一”的领会洞察。
正因为“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且“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
葛洪认为前人流传下来的“真一之道”，成为超生死得解脱的重要途径。
离开了“真一之道”的引导，必然盲无所从，丧失实现人生的方向。
一在北极大渊之中。
前有明堂，后有绛宫。
巍巍华盖，金楼穹隆。
左罡右魁，激波扬空。
玄芝被崖，朱草蒙珑。
白玉嵯峨，日月垂光。
历火过水，经玄涉黄。
城阙交错，帷账琳琅。
龙虎列卫，神人在傍。
少欲约食，一乃留息。
白刃临颈，思一得生。
知之不难，难在于终。
守之不失，可以无穷。
陆辟恶兽，水却蛟龙。
不畏魍魉，挟毒之虫。
鬼不敢近，刃不敢中。
此中隐语众多，然而推敲文意，是以象征性的语言，对自我生理结构及内脏的功能作用的揭示。
由于“受真一口诀，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又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绢白银为约，克金契而分之”，存在着诸多的具体限制，这就出现了“轻说妄传，其神不行也”的结果。
虽然如此，“先贤历试有验之道也”，确实是行之有效的道法。
与之对应，葛洪还进一步引用前人“子欲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
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中丹田中，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的认识，解释个体自我如何凭藉气息的调节，切实践履“一”的必然规律而实现人生问题。
鉴于守真一的要求复杂烦琐，相对较易的“玄一之道”，成为葛洪郑重推荐的对象。
经过比较葛洪指出，“真一有姓字服色短长，此玄一但自见之。
初求之于日中，所谓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
然先当百日洁斋，乃可侯求得之耳，亦不过三四日得之，则不复去矣。
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
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
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
而“形分则自见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这样天地神灵“皆可使役也”（《地真》卷十八）。
这一得自于仙师的理论，是传统胎息内修观念的浓缩，两相对照象征与写实的差别明显。
当然其中不乏比附猜测的成分。
葛洪对“求生之道，当知二山。
不审此山，为何所在”的疑问，进行了解释。
指出道门中所言之“二山”，与世俗认识完全不同。
“非华霍也，非嵩岱也。
夫太元之山，难知易求。
不天不地，不沉不浮。
绝俭绵邈，崔巍崎岖。
和气氤氲，神意并游。
玉井泓邃，灌溉匪休。
百二十官，曹府相由。
离坎列位，玄芝万株。
绛树特生，其宝皆殊。
金玉嵯峨，醴泉出隅。
还年之士，挹其清流。
子能修之，乔松可俦。
此一山也。
长谷之山，杳杳巍巍。
玄气飘飘，玉液菲菲。
金池紫房，在乎其隈。
愚人妄往，至皆死归。
有道之士，登之不衰。
采服黄精，以致天飞。
此二山也。
皆古贤之所秘，子精思之”。
对胎息内视的过程，产生的生理感受以形象化的表达。
“真人守身炼形之术”可以一首口诀概要言之：“夫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同升合成一。
出彼玉池入华室，大如弹丸黄如橘。
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谨勿失。
既往不追身将灭，纯白之气至微密。
升于幽关三曲折，中丹煌煌独无匹。
立之命门形不卒，渊乎妙矣难致诘”（《微旨》卷六）。
为我们贡献了当时道教已经流行并可以相对公开的修炼方法，甚有助于明晰这一阶段道教理论实践的具体细节。
只是那些隐语包含的具体内容，是我们目前至为难以确定的东西。
除了可与《大洞真经》《黄庭经》与《黄帝内经》相互诠释的成分之外，是否还有不为外人理解；但已难究其详的因素，实在不易索隐。
然而要言之，后世内丹学的脏腑理论与丹田学说，不能与此无关。
而“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
实践者如果不能确定人生的根本方向与手段，最终只能是徒劳无功。
“至要者，在于宝精行气，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
然此三事，复有浅深。
不值明师，不经勤苦，亦不可仓促而尽知也。
虽云行气，而行气有数法焉。
虽曰房中，而房中之术，近有百余事焉。
虽言服药，而服药之方，略有千条焉”。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宝精行气涉及房中术与胎息两个方面，而针对不同问题提出的方法彼此有别，并不完全等同。
服药就更加复杂了，存在着千条左右的规定，草率从事必然会遭到严重的失败。
况且师长“初以授人，皆从浅始”。
而生徒弟子“有志不怠，勤劳可知，方乃告其要耳”。
基础不扎实，领会能力不够，那些艰深玄奥的东西不会和盘托出。
“故行气或可以治病，或可以人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
其大要者，胎息而已。
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
功效的大小与方法的精粗成正比，只有达到如同婴儿在母腹中呼吸那样可以“道成”，对胎息的价值予以高度的肯定。
由浅到深的修炼过程存在着严格的指标，不能任意妄为。
“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
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
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闻其气出入之声。
常令入多出少。
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侯也。
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
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
把老子的复归于婴儿的论述完全具体化了，而修行者跨入胎息的门径之后，可以自行检验功法操练的程度，朴实简易而毫无神秘色彩。
胎息的时间亦不容混淆，需要严格遵守，以期提高修习的功效。
产生出来的神奇变化，自然令人惊讶。
“夫行气当以生气之时，勿以死气之时也。
故曰仙人服六气，此之谓也。
一日一夜有十二时，其从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为生气，从日中至夜半六明为死气。
死气之时，行气无益也。
善用气者，嘘水，水为之逆流数步。
嘘火，火为之灭。
嘘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动起。
嘘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
若他人为兵刃所伤，嘘之血即止。
闻有为毒虫所中，虽不见其人，遥为嘘祝我之手。
男嘘我左，女嘘我右，而彼人虽在百里之外，即时皆愈矣。
又中恶急疾，但吞三九之气，亦登时差也。
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静以修其道耳”。
胎息与静虑实际上是二而一的关系，归宿在于塑造自我和谐的生命，并通过心灵的感悟实现对宇宙人生，特别是自我存在的洞察领会。
由于个体生命处于动态平衡过程中，不会出现亏损衰竭的现象，这种来自生命底层的不可遏止能量，可以征服一切外在事物的挑战而安享人生。
葛洪对诸种神妙作用的推崇，包含着一定的夸张成分，易于引起局外人士的诋毁误解［２］。
心理精神活动的神奇表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人大惑不解，原不足怪。
对于相关的禁忌与注意事项，葛洪所言甚详。
“行气大要，不欲多食。
及食生菜肥鲜之物，令人气强难闭。
又禁恚怒，多恚怒则气乱。
既不得溢，或令发欬。
故甚少有能为者也。
”并举葛玄每在盛夏或大醉之后，潜卧水中达一日之久为证说明胎息的价值。
而在对房中术的相关注意事项中指出，“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事耳”，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彭祖等仙人的法门，“盖载其粗事，终不以至要者，著于纸上者也。
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
余承师郑君之言，故记以示将来之信道者，非臆断之谈也。
余实复未尽其诀矣”。
告诫修行者对此应谨慎对待，终究还是“不作金丹大药，此愚之甚矣”（《释滞》卷八）。
依然把金丹置于首要的地位，以为纵使胎息修炼的价值不可低估，房中养生亦有其效，但必须以金丹大药一以贯之，才能长生久视。
后世的三元丹法之说在葛洪这里，已初露端倪。
而对胎息内修的具体细致说明，除了缺少脏俯与五行生克对应关系的揭示，包括没有运用易理的符号系统解释自我与自然的内在一致，许多内容都已出现了。
［３］而胎息内修最终能够发展成为内丹学，如果不加考虑其实践方法的成熟，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将会彻底疏离于道教的精神追求。
但让后人倍感困惑的是，葛洪论述中出现了过多的隐语或象征性的表达，这些内容的具体所指为何，当是研究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回避或任何简单化的处理，都将于事无补而徒增混乱。
二、长生久视的形上学依据汉代最终发育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道教自汉末正式诞生以来的基本认识依据。
生存于两晋之际的葛洪，对魏晋玄学的理论成就关心不够，沿袭着传统的观念。
但与前人方法论不同的是，感性事例的类比虽然还存在于葛洪的思想中，可是逻辑推理的因素空前增强。
这就意味着魏晋玄学的精神气质对道教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稍后全部教义出现空前理论化革新的先导。
新知与旧学的纠缠不清，认识与实践各自有别的要求，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挑战，葛洪的认识显然是这种复杂的矛盾现象的具体反映。
体现了那一时期剧烈发展中的道教思想，光怪陆离的多重性格。
道教坚信能够达成自我与世界的同一，关键在于生命的固有秩序，同自然的运动变化遵循着共同的原理。
因此继承了先秦时期既初露端倪的天人同构理论，发展成为天地是放大的自我，而个人则是浓缩的宇宙的认识。
葛洪指出，“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
胸腹之位，犹宫室也。
四肢之列，犹郊境也。
骨节之分，犹百官也。
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
认识自我关系到每一个体的现实命运，在人生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把握了生命的节律，就可以自觉地克服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成就自由的人生。
“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