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及徽州文化的内涵及历史渊源无梦到徽州，一生痴绝处——汤显祖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

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个文化圈组成）。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

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

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风骚千余年。

提到徽州文化，人们总以博大精深相称。

所谓博大，指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几乎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思想哲学、道德伦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各个领域都有上乘表现，且自成体系；所谓精深，乃言徽州文化的水平并不是一般性的，其所展现的高深的思想造诣、精湛的艺术水准与丰厚的文化内涵，既显示了地域特色，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

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主流的诸多方面，异彩纷呈，贡献巨大。

那么，如此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又是怎样的呢？❖徽州历史沿革徽州，简称“徽”，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统称“一府六县”。

由今黄山市及婺源县（现属江西上饶）、绩溪县（现属安徽宣城）组成。

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所置的歙州。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府治所在为歙县，历宋元明清四代。

1934年由于蒋介石的军事需要，婺源被划入江西，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迫于民意，抗战胜利后划回徽州地区。

但由于军管问题，1949年婺源又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此为徽州历史上的两次婺源隶赣事件。

1987年，为响应中央打好黄山牌以发展旅游业，绩溪县与太平县交换被划入宣城，徽州地区改名黄山市。

徽州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镇。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江南省过大，为维持中央统治，顺治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

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省。

❖徽州商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

徽州地区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山地贫瘠，耕地甚少，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生在徽州当然是“前世不修”。

被逼无奈的徽州人为了生计只能外出闯荡，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

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纵横数百年的商帮。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徽州商人，即徽商，又名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

他们是明清时期与晋商齐名的商帮，影响极大，纵横中国商界五百余年，江南一带的市镇常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

譬如扬州的盐商中就以徽商的影响力最大，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徽州盐商基本把持了全国的盐业运输和买卖，徽商也在这一时期控制了全国财政的4/7。

徽州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盐总。

徽州商训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而在诸多徽商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绩溪商人胡雪岩。

在胡雪岩之前，只有乾隆年间有过戴红顶戴的盐商，既戴红顶戴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他也由此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又称徽文化。

主要由徽剧、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

学术界对其研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更是日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徽学”，其与敦煌学和藏学齐名于世。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徽文化形成的背后，是徽州盛行的读书风气和徽商亦贾亦儒的品性。

在外的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便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修路桥、会馆，特别是热衷于开学堂、办试馆，培养人才。

同时自唐代以来一千余年稳定的“一府六县”格局，也为徽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时期，仅有六个县城、人口最多时不过七十万人的徽州府，就出现了1136名进士，因而造就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一榜十九进士”“四世一品”的逸事。

更让人惊叹的是，从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八百多名，平均三个县才有一名。

而历史上人口长期不过十七、八万人的休宁县，却拥有十九名状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状元第一县。

更是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黄庚、黄轩、黄思永三位黄姓状元都来自于休宁县五城镇的黄氏宗族，可谓“一镇三状元”。

盛行的诗书礼仪之风，孕育了瑰丽而鲜明的徽文化，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徽州文化是在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生成的地理环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

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

特别是其中能够开垦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人们不得不在石头缝里种庄稼，所垦梯田拾级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

这与平原地区得天独厚的耕作条件形成成了鲜明对比。

在农耕时代，这样的生存环境与其说是很差的，毋宁说是恶劣的。

然而，徽州人并没有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屈服，世世代代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不畏险阻，艰苦劳作。

在与峭山激水的反复搏斗中，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

徽州山水的灵性，化为徽州人的品格。

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徽州“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

南宋著名学者罗愿说：“其山挺拔廉厉，水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

”清代朴学大师戴震亦说：“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

”“地理环境对徽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

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其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其为学者，空所依傍，独立思考，多有创见。

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融合是铸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

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刀耕火种，勇悍尚武，是为山地游耕文化。

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

另一方面，徽州区域自秦置黟、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

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

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发生动乱。

当大动乱动乱发生之际，不仅平民百姓，就是世家大族也会受到沉重打击，而被迫举家迁徙。

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

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

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昉、徐摛，唐朝之薛邕、洪经纶等，都大力推行礼仪导文学雅”，成为徽州的社会风尚。

于是，中原文化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并不能说，中原汉文就取代了当地山越文化。

唐人吕温说：歙州“地杂瓯骆，号为难理”；瓯骆，即指越人；难理，指徽人争强好胜、健讼喜斗而言。

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

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

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免不了碰撞和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

这种融合是双向的。

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趋于刚健。

在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诸如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等等，都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而其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等，则无疑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

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

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从秦汉至隋唐五代，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结果演绎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并非中原文化单纯的传承而是具有了新的特色。

例如，中原的农耕文明，本是一种定居文化，一般都安土重迁而徽州文化则有所不同，无论科举出仕，还是外出经商，都大规模地走了出去，其中固然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但也是由于徽州人具有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所致。

总之，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

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在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伟大长河中，宋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在北方；而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则移至长江流域，移到了江南。

这一转移始于六朝唐代，至宋代最后完成。

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海外贸易颇为兴盛。

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徽州的地位随之大幅提升。

徽州虽不处于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但距离杭州并不遥远，“其地接于杭睦宣饶，四出无不通”，宋南迁后，“中兴实为辅郡，四朝涵育，生齿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

辅郡，即畿辅之郡。

徽州无疑属于当时江南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

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徽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坐标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

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的小徽州与大徽州。

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广大空间。

徽州文化既发达于徽州本土，又活跃在华夏大地。

徽州本土的狭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扩展。

最初当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则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黴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宋代之后，这种交流一直未有中断，明清时更为频繁，形成高潮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互动的，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在这种交流中，徽州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风气，与此同时，徽商置业四方，称雄宇内，徽人出仕、游学，遍及各地。